一度天真地以为，五年前的“非典”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与经验，而发生于阜阳市的“儿童染怪病”事件中各方的表现，令我们不得不撇掉盲目的乐观：光靠从上往下地发布法规条例，短期内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些基层政府长期存在的弊政病灶，有足够顽固的力量让那些科学的规定沦为摆设。

现实令人触目惊心：阜阳市3月份以来已有78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仍在医院住院治疗和留院观察204例。而在此前，谣言与恐慌弥漫在4月的阜阳城市上空。当地政府以“怕引起恐慌”的名义，用“仅有几例死亡”、 “没有传染关系”等谎言“辟谣”，因漏洞百出却增添了更大的恐慌。（4月28日《华商报》）

“又是阜阳，又是婴幼儿”，与之相伴的，是当地政府部门又一次非常拙劣的执政表现——与昔日“大头娃娃”事件中拖沓16个月才介入查处如出一辙。为什么流言伴随谣言在发酵了许久之后才有真相？为什么当地政府胆敢用荒唐矛盾的谎言去辟谣？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按规定应该怎么做；我更愿意相信，是长期存在的顽固弊政病灶，生养了这“以谎辟谣”的一幕。

病灶之一，喜欢“替民做主”。现代政府存在的基本理念，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做主”。但有些官员总觉得自己比群众要更聪明，更理性。当有足够多的渠道资源了解到更多疫情信息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本能地想：把实情告诉公众会导致大家的恐慌，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几个官员的裁断代替了民众在了解信息之后的自我决断，“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到头来却引起了更大的恐慌，催生了更多“慌不择路”的选择。民主执政的第一要义是通过政府搭建的服务平台，让民众享有更多自主行为选择的能力；遇到事情喜欢按照自己的狭隘想法“替民做主”，实在是一个官员必须要改的“死脑筋”。

病灶之二，喜欢“操控”媒体。现代传媒业的发达，是社会信息非常重要的沟通平台。按理说，在多起病例发生后，在“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在家长纷纷质疑的时候，媒体人应该有足够的热情，全方位地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当地有日报、晚报、电台、电视台，想来一定是接到了“命令”，全都回避了；反倒是在4月15日同一天，所有媒体同时刊登播出完全相同的两条消息，轻描淡写，试图用谎言来安抚民心。这显然是政府部门有组织的行动安排：貌似活跃发达的地方新闻业，就这样被“操控”了，沦为政府说谎的工具，媒体的公信力何在？媒体的独立性何存？如果没有外地和中央级媒体的介入，“以谎言辟谣言”的荒诞是否还要继续？

病灶之三，没学会在“变动”中应急。当地政府的表现或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尽管各个医院“人满为患”了，但最初他们也拿不准究竟是什么病，所以等待安徽省卫生厅和国家卫生部的专家的调查指导。表面看，这是慎重的；就本质而言，这是缺少在变动中实施应急的能力——过于习惯于找到定论，一揽子公布，没有最权威的定论总是习惯于“捂盖子”。面对传染疫情，阜阳市各医院和幼儿园不无例外地选择了沉默，“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做出这样安排的“上级”，难道不需要为贻误战机而负责任吗？要知道，任何突发卫生事件，都必然是不断变动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别到很多，如果被每天不同的变化搞的手忙脚乱，不知所从，只会静等结论，那还叫“应急机制”吗？

病灶之四，对说谎没有起码的畏惧。为什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公众可以容忍，而撒谎却不可以被容忍？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公众说谎，这是现代政府与官员最起码的“政治道德”。而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当地政府姗姗来迟的“辟谣”，竟然是谎言，甚至是毫无技术含量、前后相矛盾的谎言。与其说他们没有对后果有充分的估计，不如说有些官员太习惯于用谎言来处理问题与危机。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随便发个公告，就试图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于实事求是、不说谎话缺少最起码的敬畏。政治道德不过硬，政治良知不过关，“直拿谎言辟谣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荒唐的一幕发生在阜阳，但培育荒唐的土壤与病灶，却并非阜阳专有。有多少地区、有多少基层政府，存在着类似的弊政逻辑？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个地方，是否会做出更高明的决策？信息公开这道甜点，不可能发布几个法律条文就大功告成，有时候是需要用鲜血甚至生命为之付出代价的。病灶不除，顽疾不治，即便两天之后（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恐怕也难逃在一些地方“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悲哀命运。

http://news.hsw.cn/gb/news/2008-04/28/content_6935774.htm

http://news.hsw.cn/gb/news/2008-04/28/content_69357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