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国人该不该抵制家乐福”的争论，绝对称得上网络上下最热闹的新闻之一：家乐福大股东涉嫌资助达赖，加上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发生干扰事件，网上有人号召中国民众抵制法国商品，这种号召也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在传播。有另一批人认为：这种抵制是毫无疑义的，甚至是狭隘的，既然火炬传递受阻是因为西方媒体和部分民众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那么就需要通过交流消除误解和偏见，抵制只会适得其反。（4月16日《华商报》）

国内媒体多以客观的态度，对“抵制”之争做了报道，对不同观点做出展示，但几乎没有媒体亮明自己的观点：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一种难得的舆论理性，对于媒体而言，无论是公开支持，还是公开反对，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尚无力对于民众的权利表达方式，冒然做出价值判断。但媒体的克制与理性，尚不足以令这场争论在足够理性的平台上继续，甚至出现了偏离争论对骂、互扣帽子的苗头——这是不可不察的。

比如，昨天有媒体报道了“著名新闻人白岩松、贺延光反对抵制家乐福”的消息，放大了两句话：一句是“我也曾是个愤青,我不抵制家乐福”（贺延光），另一句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白岩松）。（4月16日《南方都市报》）白岩松、贺延光的表态在各个网站上迅速被顶了起来。可以想象的结果，都被诛心而骂。有人说，这是犬奴主义，还有人猜测二人的家人是不是在家乐福上班。总而言之，两棵大大的“大毒草”。

类似的帽子绝不仅仅这两顶。这两天，在关于“应不应该抵制家乐福”的网上争论中，有号召抵制的人说反对抵制的人是“不爱国、洋奴主义”，“是对中国人民没有感情”；有反对抵制的人“自卫”，说对抵制热情高涨的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缺乏理性的“愤青”——争论双方一个基本的逻辑落点就是：我的选择是对的，你不这样选择是不对的，我要用我“对的”想法，祛除你脑袋里“不对”的念头。

 “抵制家乐福”的新闻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当大家开始为“该不该抵制”而互相扣帽子、打棍子的时候，才出现了偏差——“该不该抵制”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一些中国民众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情绪是事出有因”，既然是基于“事出有因”的一种民意，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抵制是一些人表达的自由，不抵制也是一些人表达的自由。我可以觉得该教训一下法国商人，所以我五一那天不去家乐福买东西；我也可以觉得这没有意义，所以我依然去买。二者没有谁对谁错、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应该并列存在的；我们必须学会撇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面论”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呵护公民这种多元的表达热情，而不是试图确立一种立场，然后让所有人都去遵守，这不符合现代公民的精神主旨。什么叫表达自由？表达自由就是多种独立主张并存之后留下的那些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管自己有怎样的意见与情绪，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出口，并且不去伤害别人的意见与情绪。

现代社会里，通过抵制的方式表达诉求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需要习惯于在法律框架内用好这种方式。但如果这种表达带有很多非此即彼的逻辑，带有一些强加给谁的色彩，最后只会是我们自己把这种表达方式给糟蹋了。贺延光也好，白岩松也好，都只是他自己的声音，充其量能影响一下自己的老婆孩子。在信息多元的时代，尚不至于以强权话语的方式影响到我们——身边每一个说“该”与“不该”的声音都一样。在法律框架下，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想表达什么，想影响什么，这就足够了。把太多的精力用在“该不该抵制”，尤其是用在对一些旗帜鲜明亮明自己立场的批判上，是很容易走上歧路的，是伤害各自表达的。

在一个人人信奉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时代，指望谁说服谁、让对方放弃自己的观点，恐怕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个公民社会时代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更重要的东西——“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推行强权逻辑，像捍卫自己的话语权那样捍卫任何一个同胞的话语权，这是现代公民意识最起码的内涵。期望抵制家乐福的争论，让我们有机会深深地理解这种内涵。

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04/16/content_4414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