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因反映家庭暴力，河南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校医江帆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7年后，江帆历尽周折才见到这份改变自己命运的司法鉴定书。令她惊讶的是，把她这个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人”的竟是当地4名精神病专家，而给她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最初起因是开封市有关领导的指示，并载入开封市委办公室的红头文件。（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维护形象”，领导的一个批示，马上演变出一场把正常人鉴定成“偏执性精神病”的行动；受害者一次次求助法院，情况却变得更加糟糕……相关学校领导、政府官员、鉴定专家、法官，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竟然能够合力导演如此一出大戏，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拿起法律的武器”——这些年来，我们常能听到对弱势者如此的忠告。但屡屡发生的类似事情却提醒我们：利用公权力的武器，常会面临失去对武器控制的危险；求助公共权力的帮助已不是简单的“能不能讨说法”的问题，他可能要冒着被指责、排斥甚至报复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从这种权力求助当中一无所获。
美国纽约大学萨利·梅丽教授在《诉讼的话语》一书中曾提出过忠告：要防止弱势者产生偏见，认为利用法律、寻求权力帮助是一件最冒险的事情，那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坦率地讲，在当前中国，这种告诫显得尤其紧迫。
公民为什么会四处告状？一定程度上正是要寻求公权力对于个体权利的救助——这是以信赖为前提的。英国思想家鲍曼在《寻找政治》一书中用三个单词来描述公民个体的种种烦恼：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而现行政治制度的本意就是要帮助人们摆脱这种不可靠、无能为力、为未来忧虑的“三不”感觉。
正如鲍曼所说，将每一个人的烦恼纳入到公共领域当中，从制度安排上找到满意出口，这是当今政治获得重生的紧迫任务。如果公权力从自身的狭隘视角出发，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唯上、唯权、唯己利，干出这样那样的荒唐事儿，只会是与政治文明的目标背道而驰——个体自由只能是集体活动之结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成为集体活动的代价。
十年的屈辱与奔波之后，江帆说：“法院本来是解决纠纷的机构，法院是讲法的地方，政府应当是遵纪守法的模范，责任是保护公民。我不希望连街道小脚老太太都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麻木和不负责任而一步步地升级。”诸多“期待”之后，憔悴不堪的江帆说出了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依然相信法律！”
我们是不是要感谢这个“顽固”的公民？感谢她没有轻易放弃对于公权力的信任？感谢她用一个极端的个案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
“当今文明最缺乏的就是自省”——哲人的告诫音犹在耳。现代政治的要义在于通过制度安排，让每一个公民的烦恼与焦虑都能成为公共问题，纳入到公共政策的视野保护之下，消除公民可能形成的一切不确定感，让他们不再焦虑，不再担忧。然而，我们无法盲目乐观：任何制度一旦形成，就很难有很大的力量去驱动自省，这是一个全世界通行的难题。
我们有一整套的司法体制，多年来也得到公众的信任，否则，江帆不会执著地“依然相信法律”。但是，当这种信任遭遇到越来越多现实风险冲击的时候，当这种风险支出之后仍然可能一无所获的时候，我们必须通过降低风险，来维护一个公民“始终相信法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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