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7年中秋晚会曲终人散，热闹了多天的承德避暑山庄已归于平静。当记者再次来到避暑山庄内，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烟盒、月饼渣、水果皮、报纸……观众席上散落着各种垃圾，据说能装满满一集装箱；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临时休息的烟雨楼内，地面上、路两旁甚至走廊内，一次性饭盒随意丢弃。（9月27日《燕赵都市报》）

这场景咋那么眼熟呀？好像前段时间还有报道，说在克罗地亚举行的世乒赛上，去了一批中国观众，坐到了贵宾席上，结果在离开时，瓜果皮和饮料瓶等垃圾扔了一地，连门口的保安都摇头不已。再往前，香港迪士尼园内，内地游客当众脱鞋袜，在无烟区吸烟，纵容小孩子当街小便；一个黄金周过后，天安门广场留下10吨垃圾……这样的场景我们实在见得太多了，也谴责得太多了，但丝毫不能阻止在很短的时间内尴尬再次上演。

每当这个时候，另一幕总会不由得在我们的眼前浮现：1994年广岛亚运会，约有10万日本人参加了闭幕式，主场散场后，地上没有留下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在场的美联社记者发表评论说：这样的民族真是太可怕了！十万人不留下一张纸屑的民族是“可怕”的，数亿人长期乱扔的民族难道不更可怕吗？

“注意素质！”电影《疯狂的石头》给我们留下了这句经典的台词，问题是，怎样我们才能真的“注意”？靠舆论谴责吗？表面看，谴责是有用的，起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随意是错误的，是不文明的，但谴责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谴责了二三十年了，现在还在“谴”。更重要的是，谴责别人与自己怎么做是两码事：我们可以通过对那些不文明行为的谴责，将自己从中除却，但并不影响下一次自己的随意——“中国人就这个样子”，反倒会成为自我开脱的理由。

乱扔乱吐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与教育问题。不用更宽的视野来审视，不通过更多非道德领域的措施来拯救，光指望一次次的舆论谴责与道德提示，无法彻底摘掉扣在国人头上的“低素质”帽子。

一个礼仪之邦，为何连基本道德、基本礼仪还成了问题？为何还需要西方人发现并警告我们全民教养指数的滑落？如果说这是天生如此，恐怕没有人会认同，更多的原因在于：我们后天的教育没有及时跟上，相关的法律没有发挥力量。换句话说，我更愿意相信，一些西方人平时的“高素质”，并不是真的就比国人“道德高深”，更多情况下是外在的对于法律的敬畏与内在的教育教化的共同结果。

在国人心中，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都属于“小节”问题，不值得“上纲上线”。其实，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正是有了相关法律的调解，才有了道德层面的“高素质”。比如，在瑞士，所有被抓到乱扔垃圾的人，都将被处罚款；在新加坡，不仅随地吐痰会被高额罚款，如果破坏公物，还可能会被施以鞭刑；在我国的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类似的法律，虽并不常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警察满大街罚款”，但一旦“倒霉”地被抓到了，便是高额的代价。正是这些代价很大的“规矩”成为一个大环境，有效地呵护了文明举止的形成。中国前些年一些地区也有过街头吐痰，乱扔烟头会遭受罚款的事情的，但这些不健全的条文往往想起来就突击狠抓几天，没过几天就一切照旧，根本谈不上什么“形成常态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靠教育，让文明行为彻底内化。比如，日本中小学就开设专门的“垃圾课”，从小培养环保意识；美国也曾设计过很多寓教于乐的项目。相对而言，我们的中小学长期以来完全忽视了这些基础教育，直到大学才开道德修养课程，并且只是提出一些“应该怎样怎样”的道德准则，很少有参与体会的机会。在心灵最容易涂画的时候我们没能及时涂画，当不良习惯养成后试图改变，也就困难得多了。而缺乏应有的社会约束，更使得这些教育在大家步入社会之后，旋即被扭曲掉。

几乎每一次这样的“难堪”都会令国人唏嘘不已，但几天过后，一切却会归于常态：我们在谴责声中，接受着“国人素质不高”的现实。悲哀，莫过于心死，打破“谴责——复发——再谴责——再复发”的怪圈，个人需要拿出自己“起而行”的态度，有关部门更需要在法律、教育等方面“起而行”，通过更多非道德领域的措施来拯救——指望光靠动动嘴皮子，靠单纯的舆论谴责就能让国民的道德水平得以彻底改善，未免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