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代如何融化那“沉默的大多数”

[在劳动歧视、领导滥权、法官腐败面前，沉默顺从者大有人在，这是被颠倒的无奈。大多数人选择顺从沉默，是因为无法从法制那里寻找到足以保护自己的能量。法律很多，却不管用，能拯救法制的，只剩下法制自己——尽管这听起来已经有些悲哀。]

自屈臣氏员工上下班要被查包一事被曝光后，此事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日前，记者就此事对北京屈臣氏分店进行探访时发现，下班查包仍在继续，有员工告诉记者：“我们是自愿的，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这种检查很正常，时间长了我们也都习惯了。”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劳动法专家愤慨地表示：屈臣氏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歧视行为，这是一种很愚蠢的办法，违反了劳动法中的平等原则。（5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说句粗鲁的话：专家愤慨的热脸，遭遇了“沉默大多数”的员工无动于衷的“冷屁股”。或许，专家继而会像鲁迅老先生所言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在一些员工那里，或许会责怪媒体与专家少见多怪、多管闲事，让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徒增了烦恼。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歧视”。

这很尴尬，却很现实。作家王晓波有一本杂文集，名字就叫《沉默的大多数》。核心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而他们，才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主体所在。王晓波始终想唤醒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让每个人都能特立独行。遗憾的是：十年已去，那个“大多数”仍然令人欲说还休。

翻开近两日的报纸，你还会看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两条新闻：广东原副省长刘维明为儿谋利，多次利用职权向地方主管领导“打招呼”，为儿子要地皮，要开发权，最终导致1.6亿国资流失。此过程中，未曾闻听由基层领导说“不”，统统沉默地悉听遵命（5月22日《扬子晚报》）。另一消息说，山西曲沃农民张志祥为了要回他人所欠的6.18万元买矿款，经常到法院报到，请法官吃饭，前后找了数十趟，总花费高达7万元，最终一分钱也没有要回来。有论者认为，张志祥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公权力拥有者的吃、卡面前一再退让，是此荒唐事件的最大教训（5月21日《解放日报》）。

可见，在歧视、滥权、腐败面前，沉默者、顺从者大有人在，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潜规则”被默默遵守：有员工抗议公司管理被开除会被嘲讽为“死心眼”，有官员反抗上级领导“打招呼”会被视为不成熟，有群众到法院不花钱不吃请竟然把事情办成了会连自己都“不相信”……统统这些，都是“颠倒”的，但在诸多“颠倒”面前，总晃动着大多数“沉默”顺从者的身影。

林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的道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法治。法治需要公民个体毫无阻碍地主张自身的权利，在沉默者的基石之上，如何盛开法治之花？遗憾的是，今时今日，从张志祥到“屈臣”员工，到“听招呼”的地方领导，甚至到每一次办事时先想着找熟人的我们，有几人敢说自己没有成为“颠倒着”的顺从者？

这能怨谁呢？冤公民个体不敢主张权利？这样的埋怨难免轻飘了点。毕竟，每一个正常人做事都会估量成本，在公司第一次“查包”之时反抗会怎样？在法官第一次要“吃饭”之时反抗会怎样？在副省长第一次“打招呼”之时向上举报又会怎样？会怎样？多半很不怎样！即是“初犯”、又“有一定道理”，并且“不太严重”，在一个法制软弱、人情昌盛的社会里结果会怎么样？恐怕不难想象吧？而对于敢于说“不”者，有诸多被打击报复的事例放在那里，一一对号，畅想一番，便足以不寒而栗了吧？在体制不正常，或者说“颠倒”的时候，个人的反抗尽管必须，但多半会成为堂吉珂德式的悲剧，有用，也很有限，并且代价太大，无法苛求每一个公民都去承担。

我们似乎悲观地把自己推到了死胡同：在以往，如此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放手推给“法制不健全”，但时至今日，劳动法有了，公务员法有了，法官行为规范也有了，该有的法都有了，法制很健全了，甚至“全”的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发达”，此时，我们还能把责任推给谁？学者孙立平说：中国当前的焦点不是制度没建立，而是制度丧失了发挥作用的土壤，令很多社会问题沦为顽症。此言不虚。但想来想去，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拯救法制的仍然只能是法制本身——尽管这听起来有些悲哀。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法律，只有被近乎苛刻地被执行，才有生命力。大量法律文本在那放着，“非法”的另一套逻辑却在横行着，结果只能让法治沦为笑话。基于当下状况，要挽救公众对于法治的信心，在利益面前敢于不再沉默，纪检法律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姿态，以更高的标准让现有法律高压线带上谁也触摸不起的“电”——如果企业一违法便有人“小题大做”地追究到底；如果领导一胡乱打招呼便会被纪委约去“谈话”，甚至撤职；如果法官一顿吃请被举报就会付出巨大代价，如果法律对于举报的弱势功臣被报复不再无动于衷，无能为力，那么，还有必要担心那大多数会选择沉默吗？有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一身正气，而非愿意唯唯诺诺憋屈地活着？

稀里糊涂的法律造就着稀里糊涂的沉默公民，而法治社会需要时时明白、处处主张权利的“敢说不”的公民——基于此要义，渐显“形式多于实质”的中国法治，已经到了需要自救的最危急时刻了：或许，颓势如崩，拟或积善如登，便寄托在这紧要关头是否继续“沉默”之上。

http://news.sohu.com/20070522/n250148067.shtml

http://finance.qq.com/a/20070522/000097.htm

http://epaper.jfdaily.com/html/2007-05/22/content_249959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