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最近举办了“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展出了广州地区出土的一些秦汉文物,其中有很多来自南越王宫博物馆,2018年我曾参观过南越王宫遗址。收集了国博网站照片,我在展览现场拍摄的照片,及当年在南越王宫遗址拍摄的照片,整理出来。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在此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以番禺(广州)为南湖郡治。此后,在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的影响下,岭南地区从刀耕火种的氏族社会平稳迈进农耕文明的时代。经过秦汉四百余年的精心经营与大力开发,接受中原及其他各地的优秀文化,并广泛吸纳海外文化精华,从而形成了颇具地域特色的岭南文化。
——国博网站
岭南虽然偏安于一隅,但秦汉中央集权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汉文化仍占主流,当地出土的很多文物都属于汉文化系列。
秦代响器,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响器,内装砾砂,摇动可出响动,相当于现代乐队的“沙锤”。秦始皇时期,数十万秦军南下,统一了岭南,当时岭南境内有大批秦人。从胎质火候纹饰上推测,这些陶响应该是在南越本土烧造的,但其渊源来自秦文化。有专家认为,这些响器既是玩具又是乐器。我只是喜欢它们的美,尤其是鱼形响器的可爱和生动。人类对美和欢乐的追求,无论时空地域,一刻也不曾停息。
万岁瓦当,1997年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很多瓦当里的字,都是不同风格笔体,尽显汉字的美。、
西汉,熊式脚踏,2006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脚踏即台阶,整体用空心砖砌构成。侧面以浮雕手法装饰熊的形象。熊在中原,是勇猛,祥瑞的象征。有学者认为,熊纹图案应为南越统治者借助中原文化的图案体现自己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一种方式。
陶鸡陶鸭子陶鹅,东汉,2010年广州出土。到了东汉,动物身上那种上古的神秘几乎不见了,已经完全是“六畜兴旺”的家常。一个农耕民族红火热闹的日子已经拉开了序幕,绵长踏实的到今天都没有太多变化。
带钩,西汉,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
。带钩是古代人束缚衣带用的挂钩,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此器由玉龙和虎头金代钩套合而成。出土时,玉龙尾部后端套在虎口的孔中,构成了一幅龙虎相斗的场景。动物交缠搏斗是匈奴文化常见的主题。岭南虽然与北方草原相距甚远,但岭南地区却出土了大量拥有北方草原文化元素的文物。专家分析是应是曾经征战草原的秦汉将士带回来的。感慨文化传播的力量,仿佛风里飞扬的种子,不知最远会到达哪里。美也有力量的,只要是美,就自然走得动,抵达远方。
漆木屏风,复制品,西汉,1983年象岗越王墓出土
屏风上的兽兽鎏金顶饰
朱雀鎏金顶饰
蟠龙鎏金顶饰
屏风上的双面兽和朱雀是汉文化,屏风上的卷云纹饰楚文化,蟠龙形托座,将古越人图腾中的蛇,娃,以及中原地区崇拜的龙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多元信仰的杂糅和兼容。这些屏风构件是当时岭南地区汉,楚,越,文化融合一体的典型实例。文化的融合是人们爱谈的一个话题,因为它是美的。它体现了文化的一种流动性,一种包容性,一种合作性。文化融合体现在工艺品,艺术品上,又显得自然,不突兀,那里面至少是有的美自身的力量,人的智慧,岁月沉淀三方因素的。是艰辛的。
(陶鸮形五联罐,东汉,2020年广州出土)。
鸮性器在汉代很常见,应该是汉文化。但联罐是越文化。此物出土于越墓。南越统治者尊重越人风俗,“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政策在丧葬上也得到了体现。在不少南越墓葬中,随葬品既有汉文化的器物,又有典型的越式器物。这就是费孝通说的“美美与共”吧。
以上三幅都为托灯俑,西汉,1999年广州出土。这些俑都是跣足,高鼻深目,与汉人截然不同,专家推测这是汉代达官贵人来自海外的家奴的形象。这些俑与汉代人物俑不是很相同,不仅仅是胡人,在我看来,还非常“写意”,是非常高超的艺术品。
还有一种八棱石望柱柱头。因受古希腊波斯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印度石窟和佛塔流行使用这种构件,南越王宫也有大量使用。专家分析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受到印度的影响。展览中还能看到关于玻璃,香料的介绍,经过考证,它们很多都是来自海外。是啊,别忘了,广州自古就是个大港口,四通八达,身世不凡,从那时文化的丰富杂糅中,似乎就可以看到它今日的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