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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关山夺路》
(2021-05-26 14: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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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人道同情感恩 |
分类： 读书笔记 |
《关山夺路》，王鼎钧。非常难得的一本回忆录。写他自己做逃亡学生，宪兵，后勤兵，战俘的经历，写他看到的国军和共军，日本战俘…非常立体丰富，因为是他亲身经历，细节极有滋味；其次是他是作家，千万不可小看作家，作家无论从思想到情感，都是世界上极为丰富的人，他给人的永远是超乎常人的心灵的撼动。
王鼎钧常说他是基督徒的角度，其实就是人道主义的角度，这是非常珍贵的。他对国军，共军都有同情，实质是“对人的同情”。这都决定了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只有这种立场的书，才能真正“传之后人”。
他写了两个新兵，大周和小周。在沈阳，他们和一个坏朋友一起，伪造公文，夜间查封粮栈，没收存粮，然后转卖，“这个大眼球的大孩子当夜就分到一笔巨款…第三天他就死了。”大周小周被立即执行了死刑。“再过四个月，沈阳守军投降，东北的战事就结束了。”
“那时一个大兵，即使是宪兵，也没人照顾他们的灵魂，没人来教他们读书识字，没人来教他们念经祷告，没人来陪他们唱歌下棋，没人告诉他们怎样一步一步上进，他们能有多少定力，多少良知来抵抗罪恶的污染？他们又有几条命来偿付天地不仁？再过一年，全国解放，通信的障碍拆除了，他们的父母天天等待游子的消息，’时间’要用多少岁月来慢慢杀死’希望’？”看得我掉下来了眼泪。有谁同情过国民党兵？犯了罪被枪毙的国民党兵？
他写了在东北看到的写到国民党的伤兵。他分析了社会原因：“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个调查报告，人若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忽视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
他也和伤兵交流过，“他说我们是坏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
他的同情有理有据，而且思考一直没有停止，是真正的同情。
他同情共军。在沈阳的风雪中，他想起来了夏天从山东、热河穿着单衣进东北接受的共军。“他们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共军雪地行军，把棉军服翻过来穿…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大衣…”“由这条新闻看，他似乎穿着布鞋，咳！’千里冰封，万里雪万里雪飘’，布鞋！”
“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官兵…这些人饥寒交迫，我们立即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穿平民衣服，昼夜泼涉，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我们送上一套新衣服…”
“看到他们来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家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是滚动，谁也不知最后停留在什么地方。”
包场《大决战》似乎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对大决站中溃败的国军的同情，似乎还是第一次看到。唉，七十年了，我们的民族该成熟了。王鼎钧后来虽然去了台湾美国，但这样的回忆录能在大陆正常出版，也已经是历史的进步。
七十多年了，孰对孰错己不是探讨的重点，而且，从他对两方的描述看，除了管理方式不同外，两支队伍人性深处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人道主义立场，悲悯之心才是对那个生灵涂炭的社会的最佳角度。
他不仅仅铺陈事实，而是有思想有见地，结合后来台湾社会，他去美国后的思想见识，对当年的军务、政务，个人成长评论得都非常中肯（结合今天社会也可以）读来有滋味，也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文章：有智力含量。而不是一味的感情用事。
“人多胆子大，能做不能当”。这是王鼎钧母亲引用的一句俗语。慨叹他母亲的智慧，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厚重。这话不知出处，却完全符合现代心理学。
他在下文写道：“我已知道人一旦融入群众，往往处于催眠状态，思考力，判断力很弱，据说智商只有十四岁，盲从妄动…”我也听学心理学的朋友讲过：群体是缺乏智力的。历史的例子太多了…
他对学生成为运动的牺牲品表示了惋惜。也对另一个群体有了中肯的见解：“经过组织训练，人的个性泯灭，群性和公共运动掩盖一切，人人都是…驯服的工具。
“那时，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的个性，扫荡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用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的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据说人到此时，从自轻自贱中生出勇敢，万众一心，视死如归，我称之为’无耻近乎勇’。”
似乎真是，当那些士兵被剥夺了所有个性尊严后，他只有服从，只有从不怕死的战斗中找到自我。自我的力是个定数，这里压下，定会从那里崛起。这是他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仔细想想，符合常识。也有小话题。诸如专家提出正步走有碍健康，世界上踢正步走的国家己经不多。读来有趣。
他写了他经历的历史事件。“我所见的日俘日侨”，“我看见他们查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据说他们投降前一天还在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苛。具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可见日本战后经济腾飞一点不意外。
他写了乱世中他的成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派宪兵去了沈阳。他在日本人丢下的书中找到了一套中国文学从书。部队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他又不想让官知道。他最后选择了去地藏庵读书。每个星期天都去。
“小师傅给我倒一杯茶，老师傅在我右手边摆一部佛经，她并未劝我读佛经，她什么都没有说…”“很惭愧，我从未捐过香火钱，也不读她们预备的佛经，她们从未因此慢待我。”
很感慨。那是何等乱世，年轻的宪兵在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的情况下，还想着读书；两个尼姑，在乱世里守着一座安宁的寺庙，从容接待来读书的宪兵，不劝不问。对良知的那份恪守，在乱世中的那份从容，如今看起来，竟是惊心动魄。
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写到了很多当年对他有帮助的人，也写了两岸解禁后他对这些人的寻找和回报。其中他当宪兵时有两位年轻儒雅对他多有帮助的排长。杨排长他描述较多，“杨排长年纪最轻…他的学识丰富，据说，他在宪兵学校受训那两年，每逢星期假日，人家去茶馆，进戏院…他去听名人演讲，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解禁后多方寻找，才找到。张排长基本正常。杨排长解放后被判刑，妻子与他离婚，幼年子女无人抚养，三十八岁被遗回老家务农。“我跟杨老通信，连续十年，安慰他，感谢他，劝他，帮他建立基本生活，寻找子女下落。我也帮张老买洗衣机，建房子…”
他高中的牛老师送了他一块银圆，他用这银圆给了船夫去了上海，摆脱了去由共军控制的安庆…解禁后，牛老师己经去世，他寄了张支票给牛老师的儿子，可牛老师的儿子都不识字，无法回信。
读得让人泪目。王鼎钧去美国后也不是很富有，妻子在花店打工，手指都变了形。可他把念旧情，念旧恩，发了五百多封信给旧日亲友，所有有恩于他的人，他全都寄钱回报。也感慨于那乱世里人命运的诡谲，前面年轻儒雅的杨排长张排长终生务农，杨排长妻离子散…
他写到了他的文学品味。“我也是小学时代亲近冰心，后来觉她语言夹生，节奏紊乱。”“我也不喜鲁迅”“我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
真是我的知音。这些作家我也统统不喜欢。他说的“陶情怡性”我很赞同。文学作品的重要功能是陶情怡性，不是改造社会。所以我对“左翼”历来不欣赏。王鼎钧1979年应聘美国大学主编教材，之后定居至今。他是1925年出生于山东耕读世家，后去当兵。西方教育受得不多。难得良知（对了，他母亲信基督教，应该促使他对西方文明有亲近）。
“所谓对本国历史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是钱穆所说。我在看完王鼎钧的书后，也想起这句话。我对经历过那个动荡乱世的所有人，所有战死的国军与共军，都抱有深深的同情。这也许就是这本书的使命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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