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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上陈丹燕，我的心情最后总是变成一种，像喝过咖啡之后的感觉，胃抗拒所有的食物，精神亢奋，略带惆怅，一种甜蜜的深愁。

 
这本书里最感动我的是一句话，是她写上海书展后的朗读。“另一位老演员，以朗读普希金作品，致敬这世界上经久不衰的诗意。”初读的时候，我划上了线，重读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
 
看得我百感交集，刹那间，忘了时光，忘了年龄，心变得庄严而炙热，渴盼着永远不要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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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写到，她六岁的时候，认得很多国家的国旗，那是时任上海远洋集团党委书记的父亲把她带到码头上时指给他的，那时候，中国正是最封闭的时期。

她是1978年读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但是，她的家庭，连同上海的环境都促使她学好了英语，和她同时代的作家，铁凝，池莉，方方，包括同在上海的王安忆，没有一个人英语是过关的。英语过关，才使她后来的环球旅行进行得顺利。上海出国的人在全国是最多的，她送走了很多出国留学的同学和朋友，她虽说没有出国，但是，条件一旦允许，她就走出了国门，开始了环球旅行。
 
出身，时代，加上地域，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媒体咨询不发达的年代。如今的普通人应该庆幸，虽说这种影响仍然还在，但是，毕竟弱多了，所以，人一定要有意识地摆脱命运里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而去抓住那些有利的东西。

3 

陈丹燕要做麻醉，所以她请她中学时代最好的同学来陪。15岁时，她们常在一起唱歌和拉手风琴。她应该是她早年写过的王铃儿了。找出本老书。中学时代，她去王玲儿家，王玲儿的爸爸是六十一个大叛徒之一，己经十年生死未卜，哥哥从水塔上跳下去时还没死，同学把他送到医院，他自己把氧气瓶拨掉，就死了。

但是他们的家什么样子呢？“她的小床罩的白床罩，床罩旧而干净，绣着粉红的小花，线有点开了。床头有个木箱，上面铺着红格子布，上面放了一盆清水养着的紫罗兰。她拿出一大瓶苞米花，然后坐在床上，完全像个安静愉快得要命的女主人。”

王铃儿插队回来去了幼儿园，两次大学没考上，后来，她去了国际酒店当保安小姐。后来的不知道，但陈丹燕说，她们做了半生的知己。

王铃儿生活得肯定不错。那种生活态度，都不能用“乐观”二字来形容，那是蓬勃与宁静，后天教养与原始生命力融汇后的，一个丰富、有智慧的、高贵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怎么会生活得不好呢？

4 

“1972年的2月28日……那天《上海公报》已经发表，全上海都已知道，中国这次要打开大门了……我那是还是个孩子，只记得大人们的脸上突然出现阳光般蠢蠢欲动的神情，但并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感觉里，上海最禁锢的时代，就是在那天结束的。那天以后，上海的孩子们纷纷开始学习一门手艺：英文，乐器，书法，绘画……”

 
“1981年的托福考试来到中国大陆。每天晚上晚自习过后，学校宿舍的走廊里响彻这美国之音的播音员用慢而清晰的语速朗读马克吐温的小说，许多人跟着VOA学英语……”
 
“第一年托福考试，上海考区在交通大学报名。首次托福考试在京上广同时开考，共有七百三十二人参加。考试中用的铅笔橡皮来自美国……回想起来，从那么禁锢的时代里刚刚挣扎出来的一代青年，正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摇摇晃晃地站在床边，听到清晨的晴空里传来了鸟叫声那样，晕眩而幸福。”
 
1981，在我们十八线小城里，人们似乎仍然在计较城市户口，国营大集体，可是，那时候，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巨大变化已经开始，所有人命运的密码已经从那时开始书写…全国也只有上海人，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能敏锐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上海是开放过的。
 
要不说人要有知识有见识呢。出身，地域，时代决定人的见识，知识也能增加见识。有知识有见识，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走好后来的道路，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