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前，去一个售票点买火车票。票快出完时，我忽然想起没提醒他们给我出一张靠窗的座位——我实在受不了十来个小时坐在两个陌生人中间。连忙声明。“怎么不早说？”出票的男人有点恼怒地说。由于没有得到他的明确答复，接过钱和票时，我心里实在没底，又婆婆妈妈地追问了一句：“是靠窗的吗？”他没吭声。我又问了一遍。“都快掉下去了。”男人没好气地说。

 

团里的一对夫妇把一个小伙子介绍给我，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外甥，在北京上大学，这次也将参加我们的旅游团，和我们一起走行程。休息的时候，我和小伙子聊天。“你是我们男游客的外甥女呢，还是女游客的外甥女呢？”我问。“既不是男游客的外甥女，也不是女游客的外甥女。”我更加惊奇了：“那是谁的？”“我是男游客的外甥。”小伙子微笑着说。

 

 团里有位维吾尔族的客人，大家叫他买主任，他是吐鲁番的干部，来邢台学习。接团后就入住酒店了。第二天早上，有人问他：“买主任，昨晚有美眉敲你的门吗？”“没有，没有。”买主任用生硬的汉语憨憨地答到。“美眉一看你，还以为你是外国人，指望能挣到美元，结果你却拿出了人民币……”

 

 导游考试结束了，我们在一起对题目。大家说起了一道题：给女方一些首饰的行为是满族婚俗中的“放大定”还是“放小定”？（放定即彩礼，放大定后一般不可悔婚，放小定还不能确定婚事）很多人都答了“放大定”，只有我选了“放小定”，一查书，还真对了。大家夸我看得仔细。我连连摇头。

  “那是蒙的？”

  “也不是。”我神秘地笑着。

  “那……”

  “我当时就想，给点首饰就想把婚事定下来，也太便宜男方了。”我气愤地说。

                         

  

   在一家私企打工时，办公室正对着楼梯。办公室里的头儿很迷信，张罗放个香炉在屋子里。我对此嗤之以鼻。当我从外面回来时，头不在，但是，香炉已经放在了窗台上。正好隔壁老王来访，我就对他发表我的无神论：“有什么用……”我滔滔不决地说着。“是，是”，老王频频点头，我刚刚为遇到知音感到一点愉快时，老王说了一句令我发晕的话：“其实，他在门上挂个小镜子就行。”

 

   妹妹乘卧铺大客去北京（几年前）。中途上来几个人，车停了半天，几个人气喘吁吁地上来，又费力地穿过狭长的过道，终于坐到了坐位上。其中的中年妇女说话了，妹妹认为她一定地感叹一下此行的不易。但是，她用一口浓重的锦州口音说道：“你就不应该出那三（读作“山儿”），你要不出，我先出去，他准婆子！”——真正的革命乐观主义。

 

    好友阿梅曾在日本打工。同去的中国女孩中有一个学习很不用功，到日本很长时间了，日语还说不太好。一天，她听到这个女孩和上司请假，大意是她的姐姐要来她们的农场看她了，她想串休。但是，她在姐姐前面用了一个词，阿梅说，在日本，提到小泉时，都没资格用这个词，只有提到皇室时，才能用到这个词，那么，她的话可以翻译成“我的皇姐要来农场看我了，我想串休两天。”阿梅看到日本的上司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笑，同意了女孩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