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星空（第二讲）

《周易·乾卦第一》：

乾(卦一)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卦乃《易经》首卦，它与次卦“坤”卦一起，共同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天地境界。而《易经》六十四别卦皆由八经卦演绎而成，故每一别卦皆有上下两经卦。每经卦为三爻，上爻为天，中爻为人，下爻为地，取象天、地、人三才贯通之义。

一．“乾卦”释义

我们这里讲“乾”卦。先看“卦体”。

乾卦卦体的下卦、上卦皆乾（），取象于“天”，寓含“君子”效法“天道”之义，故《象传》作者解释此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实际上，《周易》六十四所言皆不外乎君子之德，只不过其侧重点有异。

次看卦辞。

卦辞云：“《乾》：元，亨，利，贞。”这是从“自然”到“人事”的落实。元始、亨通、和谐有利、贞正坚固，既为天的纯阳化生之德，亦为人生的和美畅达之境。沛然刚建的阳气运行不息，变化无穷，沿着春、夏、秋、冬四季而循环往复，导引并成就着伟大的自然。

再看各“爻”及“爻辞”。

初九：潜龙，勿用。以自然物事论，指事物发端之际，因其位卑力微，须养精蓄锐，以求进一步发展。就社会人事言，则指君子在时机未到之时，当暂时潜藏，韬光养晦，以等待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指阳气萌动，事物逐渐壮大，可渐行发展。君子当此之际，已迈开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此时虽远未成功，但居中不偏，已具备成功的基础，故有“大人”之誉。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指君子在进德修业的发展过程中，当时时振作，处处谨慎，方能面临危险而免遭咎害。这里开启了华夏民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自省传统”。

九四：或躍在渊，无咎。此爻与九三爻均是在艰难的境遇中当如何自处。九三爻居下卦之上，但未升至上卦；九四已进入上卦，却又居于上卦之下。故处境艰危，而当审时度时，待机奋进，则无祸患。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就像龙飞在天，有利于道德君子施展才华。该爻也是事物发展的最完美阶段，君子之德与日行之事的最佳结合阶段。因其完美，故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又借指“君德”、“圣王”之德，故皇帝又常常自称或被称为“九五”之尊，这既是道德对权力的期许，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权力的谄媚。

上九：亢龙有悔。事物的发展终有盛极而衰，故上九爻因居于极高的地位，这是非常危险的。满招损，谦受益，君子居此之位，当知所退。否则，就可能导致祸患。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与《周易》筮法原则有关。在占筮过程中，所得阳数有“七”、“九”，“九”可变，而“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用“九”不用“七”。如所筮得六爻均为“九”，即以“用九”辞为占。群龙，喻指六爻皆为阳爻；而六阳皆变，皆由阳刚变而为阴柔，取义为群龙不以首领自居之象。

二．“君子”知“几”入“神”通“化”

《周易》作为六经之首，其最要之处既不在于巫术占卜，也不在于哲学义理，而在于为华夏民族树立了一种典型的“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就是“君子”，它以其迥异于古希腊社会的“公民”人格，而清楚地界分了中西方人格发展的不同道路。此两种人格各有其优长，各有其弊端，并在各自的社会条件与历史传统中发挥着其主导作用。

这里我们仅简言两种人格范式的大致分歧。“公民”人格注重规范性、可操作性，是在一系列明确制度、法规中确立展开个人的行动，因此极重视制度的完善，重视“他律”的确定性。“君子”人格注重不确定形势境遇中个人如何自处与完善，是以人的某种内在确定性去应对随时变化不确定的外在世界。这内在确定性就是“道”与“德”，就是个体的“自律”。

因为形势时机瞬息变化，故君子求道而重权变，随时随势而有不同的应对策略。首先，君子之德重“时”，如初出之时，发展之时兴盛之时，衰微之时，当如何自处及展开自己在社会中的事功。如《孟子》在赞颂孔子时便说道：“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与时变化，随时偕行，有如“龙”之兴云布雨，因时而化。而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各有一偏。

其次，君子重“位”。在一卦之中，初位、中位、上位，各有其职志。初宜涵养，中宜发展，上宜谦退。如在本卦之中，九二“位”于下卦之“中”，故有“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而九五“位”于上卦之“中”，故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则因所居之“位”太高，故当退处。

第三，君子重“势”。这是由不同的“时”与“位”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势能和社会的权势及综合的形势。如“九五”与“九二”同居于“中位”，对于君子而言都是很好的形势，但九五居于上卦之中，而九二居于下卦之中，这便形成了“上”对“下”的更大的“优势”和“势位”，故九五是至德完美，而九二则尚有所不足。

第四，君子重“几”。这是《周易》的极玄妙之学，是难于被西方哲学规范化的一种极深微的东西。“几”是因“时”、“位”、“势”而生成的一种难言难遇的时机、机变、机缘、际会、偶然必然的错合。

最后，“几”的极至化就是“神”而“化”之。故《易传》言：“知几其神乎！”这又是从人事的机制化制度化返归自然与神性之域。是《老子》所云的：“反者，道之动。”人必须在与天、地、鬼、神的对话与游戏中实现一种非现成化的生存状态。

故而，知“几” 入“神”通“化”即可谓君子的最高境界，也即非器化的大道境界。当然，文明常常是在器化中得以运作，器化有其优长，君子人格缺乏了器化的向度，或许这也是其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