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有俗趣，雅有雅致。俗趣流行，雅调高远。人类文学文化从来都存在着由俗到雅的升华，又有从雅到俗的回归。文学由非文学而成文学，是人文秀出的奇葩。文学由文学回归文化，是文学的冬眠休息。

雅俗之争或许最早可追溯于战国时期那位名垂后世的风流才子，那位作过《登徒子好色赋》这样戏谑性搞笑文章的诙谐文人，即宋玉先生的《对楚王问》：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弥高，其和弥寡。”

才子宋玉在这里挑起了一场战争，那就是其后持续两千年的高雅与庸俗之战，精英与大众之战。文章开篇就有代表大众口味的楚襄王开始质疑才子宋玉：“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啊？为什么大家都批评您得那么厉害啊？”

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宋玉当然不敢公然挑战舆论，但他并不甘示弱，而是引出了一套“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高论。宋玉说：“唉，大家是不喜欢我，但请大王先给我点时间，让我解释下他们不喜欢我的原因吧。”

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宋玉呢？宋玉高论的言外之意是，就好像音乐，众人的欣赏水平太有限了，像我这样的大才唱的都是《阳春》《白雪》这样高妙的曲调，普通人听不懂，所以诋毁我啊。而有些人唱的是《下里》《巴人》那样庸俗低级趣味的歌曲，却赢得了众人的叫好。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普通人是不能知道我们这些高士所为的啊！

够厉害的吧！意思就是说，大王如果你听信那些人的意见治我的罪，你可就成了只能欣赏低级趣味的庸人咯，你应该和我站在一起，应该格调高些的。不知道楚襄王有没有被宋玉统战过去，但无论如何，这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论调却影响了后世雅俗的分野。

当然，在任何时代，大众文化总是拥有广阔的低端市场，而在当代犹其然矣。当代社会完全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大众口味统治一切，那种个性化的极具天才和创造性的诗人学者真的太少了。20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就成了艺术家创作的最高标准，甚至还有“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极端论调。中国的学校也大多培养的是庸才。学生喜欢老师讲课都要“通俗易懂”，而未曾听过有几人期望老师讲的都是“要言妙道”。

当然，在批评大众的同时，我们也要批评一些视野狭窄的精英。他们目光太局限了，总是以为文学就是高雅的，文化是大众不懂的，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伟大者是生于民间，关注民间，超于民间，他始终以其先行一步的信仰和理想引领民间。精英或者说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批判的不是民众，而首先应当是自己。我们先应当以自我批判的态度引导出一种每个人独立自觉的反思批判之精神。

所以，宋玉终究没有屈原伟大，屈原不断地自我内省，也不断地关注着楚民族命运的沉浮，他心系楚文化的兴衰，他为之歌唱，为之流泪，他的声音感动着渔父樵夫，也震撼着知识分子。屈原的歌或许民众听不懂，但他的那种为理想而九死未悔的精神启迪着千秋万代。宋玉呢，他智慧诙谐地笑着，他入得方化得圆，他不会去触及矛盾，他只求作一个才情横溢的文人就够了。他才不会想着那启蒙楚人的理想呢！他狡猾得很！当然，宋玉也是可能在诙谐中隐藏着无奈悲酸的，不然，他写不出《九辩》那样横绝千古的悲秋之作的。但这种悲终究是才子之悲了，而非思想者力透纸背的沧凉的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