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经》与中国书法

引言：

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瑰宝般的价值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种独特的线条造型艺术。书法广义的概念是说书法作者通过某些方法用毛笔书写汉字，从而来表达精神美的艺术形式。书法的审美追求、审美情趣与中国文化的美学精神和哲学观念水乳交融，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形成一种影响深广、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易经》对书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书法的艺术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书法的书写形式与字体构成将汉字的象征精神进行了完美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易经》的阴阳思想全面渗透到了书法的各个方面，如《易经》中的“一阴一阳，对应和谐”的思想，指导书法达到了平衡唯美的艺术效果。

书法的核心：

书法点画形态技巧中笔画的笔势，注重长短，粗细，方圆，曲直，轻重，锐钝等形式变化多样。其中“长、粗、圆、直、重、锐”为阳，“短、细、方、曲、轻、钝”为阴。

书法字形结构技巧中笔画和字型的写法和组成，注重大小、疏密、高低、向背、奇正、离合等结构密切配合。其中“大、密、高、背、正、合”为阳，“小、疏、低、向、奇、离”为阴。

书法篇章布白技巧中作品的汉字整体构思布局，注重上下、左右、前后、纵横、断连、多寡等关系相应成局。其中“上、左、前、横、连、多”为阳，“下、右、后、纵、断、寡”为阴。

书法墨彩平衡技巧中用笔的力度，注重浓淡、干湿、虚实、疾徐、肥瘦、有无等墨迹协调控制。其中“浓、干、实、疾、瘦、有”为阳，“淡、湿、虚、徐、肥、无”为阴。

就书法各个时期的笔法和字体来说，它的阴阳特性也可见一斑。最具代表的就是彖书和隶书。

彖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书体，是最早的规范化官方文书通用文体。标准的彖书体行笔圆转、线条匀净，呈现出纯净简约、庄严美丽的风格。在《易经》的体系中，阳代表的是事物和属性中圆润的特性，取自乾卦，所以说彖书这种圆润的笔体是与《易经》中“阳”的概念相一致的。

隶书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标准的隶书形笔扁平、横长直短，呈现出方匀工整、舒展精巧的特点。在《易经》的体系中，阴代表的是事物的属性中扁方的特性，取自坤卦，所以隶书这种扁方的笔体是与《易经》中“阴”的概念相一致的。

书法整体的虚实之美，更是体现了《易经》的阴阳观念。

一方面，书法的书写是以汉字为书写对象的，运用实际的运笔方式和构局技巧，这是我们可以用眼睛从表面上观察到的书法的形态现象，是书法“实”的体现，也即“阳”的表达。

另一方面，书法作为高度抽象的艺术形式，它虽以线条为基本表现语言，但是他却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并且表现了书写者刚柔雄秀的气势、豪放不羁的性格、变幻莫测的意识等等。这些韵味无穷的精湛技法、生动造型无不表达出作者的趣味、学识、气质、修养等精神因素，可以说这是内心中或意识中的“虚”的体现，也即“阴”的表达。

书法这种与《易经》同出一源的“兼虚实于一体，融阴阳于一身”的特点，使得它的表达更为独特、深邃，其艺术价值更加博大精深，这也正是书法生于中国而非别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中国以《易经》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滋养了书法的孕育和发展。

北宋的苏轼，著名诗人、书法家，其书法改变了唐代“尚法”的传统（即注重书写的技法），追求个性解放的“尚意”（即注重书写的意境）。他喜用卧笔偏锋，字势能给人圆劲宽博、意忘工拙的酣畅感觉。苏轼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法，其主要的就是他喜研《易经》，且处处将《易经》的思维（尤其是类象思维）融入书法中。

中国古代根据《易经》思想进行创作的大书法家数不胜数，如怀素、欧阳询、赵佶、文徵明、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傅山、张旭、黄庭坚、王献之等等，他们以自己的亲身奉献，使得书法不仅成为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而且也使书法居于所有中华艺术之首。

现在，书法在中国不仅举世同好，千古一风，而且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传播友谊的媒介，在东方世界颇有影响，也备受西方世界的瞩目。

《易经》对国画的影响

西方国家，绘画起源于希腊。后来，罗马帝国占领了希腊，学习和吸收了希腊人的经验和文化，使罗马的绘画艺术兴旺发达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意大利率先迈进了文艺复兴时期，以达·芬奇、米开郎琪罗和拉斐尔为代表的绘画艺术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进入19世纪后，绘画艺术的中文转移到法国，因社会的变革，文艺思潮的转变，使此时的绘画由以写实风格为主的画派逐渐转变为对意境要求更高的画派，如浪漫主义画派，印象画派等等。再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融，西方绘画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立体主义画派，并由此发展至今。

由此可见，西方的绘画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写实到抽象的发展过程，简单专一的写实绘画，其最高点也就是与实物完全一样，甚至集大成者的形神兼备。但是，写实风格的作品再逼真，也不过是可以做到与现代摄影技术分毫不差而已。只有到了印象画派和立体主义画派的阶段，才能发生质变，一副看似平庸的作品中却蕴涵着巨大的隐含意义，这就需要画家将自己的创作思维最大限度地融入到作品深处，这也就是一个由绘画工匠到意境大师的层进过程。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国画，它与西方绘画的切入点是完全不同的，它从产生开始就将抽象的意象融入画中，其起点的高度不言而喻。

中国的国画，也叫中国画，顾名思义，就是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而画出来的画。国画有十多门画科，多种技法形式和设色搭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通过各种表现手法和画幅形式，来描绘事物与意象。

中国的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

国画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还是源于《易经》文化对其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美学的理论基础正是来自《易经》中“意象结合”的模式、“天人合一”的境界和“阴阳统一“的思维。

意向结合

《易经》体系包含着丰富的东方古代哲理，其深层核心是“变易”、“不易”与“简易”，其中又以“简易”为最高阶段。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国画也就自然而然选择了“意象”，物理画面只是作为低层次的表现形式，而物象意境才是最高深的追求水平，也就是说那种触摸不到的“精、气、神”才是书画的灵魂。

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是说：画画只是表面形象上与实物相似，那也就只能是给儿童看看的水平，这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如出一辄，都反映了国画作者追求意象的思想，在感知自然万物中运用理性的思考，加以感性的意念，最终达到“传神写照”的目的。

天人合一

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更是将中国国画的精神内涵推向极至，他的“似与不似之间”的精神追求和艺术造诣，已经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这也体现了《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

阴阳统一

中国国画与书法是相通的，古人就有“书画同源”之说。国画与书法不但同源同宗，而且同理。国画之中，尤以泼墨写意的山水画为重。

泼墨写意的中国国画的精髓，可以说是线条形象和阴阳的对应。

书画大师石涛在其著作《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明确指出阴阳统一的辨证思想，并且创立了“一画”的概念，扬州八怪郑板桥在《半盆兰花》图中题到“盆上半藏，花是半含”，体现出半虚半实、半露半含的艺术手法。现代著名画家潘天寿在其《新放》图中也是运用了与郑板桥异曲同工的虚与实、露与含的对应。

由此可见，《易经》是中国国画的美学基础，而《易经》的“阴阳”思想也始终贯穿于国画作品中的虚实、刚柔、黑白、藏露、开合、曲直、动静。

虚、柔、黑、藏、合、曲、静是以“阴”的属性为依据，实、刚、白、露、开、直、动则是以“阳”的属性为根源。

中国的国画，唐代分为六门（即人物、屋宇、山水、鞍马、鬼神、花鸟）；到北宋分为十门（即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菜）；再到南宋分为八门（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再到明代分为十三科（即佛菩萨相、玉帝君王相、金刚鬼神罗汉圣僧、风云龙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林、花竹翎毛、野骡走兽、人间动用、界画楼台、一切傍生、耕种机织、雕青嵌绿）等等。

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分类中，我们抽取到了最重要的核心类别，那就是山水、花鸟和人物。可以说，这三大核心画类，其作画与成画无不渗透着《易经》的智慧。“意象结合”的宏观指导思想当然不用说，乃至微观，即山水画的明暗、远近、高低等都是“阴阳”的对比反映，花鸟画的大小、开合、动静等也是“阴阳”的相互对应，人物画的前后、左右、虚实等更是“阴阳”的合理映衬。

近乎国画大师黄宾虹大师在中国书画的笔墨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其主要运用的“笔有起伏转折，墨有芳润华滋”的线条形象与太极图的本质形态惊人的相似，并且黄宾虹先生深有感悟的说：“太极图是书画的秘诀”。

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与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在法国巴黎有过一次有趣的会晤，那是在西元1956年7月底，张大千夫妇到毕加索在尼斯的别墅拜访。由于毕加索非常喜欢中国的国画，所以在入室就座后，毕加索就取出五大本画册，都是他学习中国画、临摹齐白石花卉虫草的习作，并请张大千提意见。张大千便在盛情之下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又大致介绍了中国画“不求形似，求神韵”的创作思想等。毕加索听后，直率地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

众多国画名家如齐白石、石涛、沈周、黄公望、王蒙、张择端、李公麟、徐熙、阎立本、吴道子、黄宾虹、顾恺之等，在其绘画生涯中都曾以《易经》“象”的理论本质作为国画中写意言情、以物传神、意存笔先、融化忘我的依据。

可以说，以《易经》为思想根源的中国国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将越来越被东西方画家以及收藏者所诊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