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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郎郎的文章名《宁静的地平线》。看文前他的介绍，平平淡淡，波澜不惊，还以为是又一个朱伟，会记述一段田园诗似的美好回忆。读其文，被吓了一跳。差不多他整个七十年代，都在监狱里，经历着囚犯，死囚犯，囚犯的转变过程。宁静的地平线下，其实波涛汹涌，潜流暗涌。

　　

　　读张文，三个方面印象深刻：

　　

　　一，其文学艺术修养深厚。其他人回忆起七十年代，大多都在讲如何在艰苦的环境里如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文学和艺术养份。而张郎郎，无论到哪里，则是像牧师布道一样，给狱友侃文学，带领大家写诗，办报纸。在无书可读的监狱里，他教别人，“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哀愁》等等”。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精神“领袖”。

    二，爱之热烈。在被判死刑，进入死囚牢里之后，自然是煎熬的，内心之苦痛，不难想象。但即使在如此的日子里，他竟然也谈了一场恋爱。他爱上了同为死囚的孙秀珍。一天，被拉出死牢批斗的路上，他有机会跟孙秀珍同坐一个车，“此刻，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到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尽量靠近我，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感慨不已，每没想到在死刑号，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这样紧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今天是唯一的甜蜜。”批斗完回来的路上，“穿过长安街的时候，灯火辉煌，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也就值了。我心里明白，没那么多时间了，也就这几天了。”几天后，孙秀珍被执行了死刑。

　　

    三、激情。无论是在当囚犯，死囚犯，还是劳教的时候，他都很激情的生活着，过着。除夕夜，在牢里，带着大家写诗歌，“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在死囚牢里，唱歌，开晚会。后来从死囚转成死缓犯人，劳教的时候，工作上还不认输，在监狱里搞生产的时候，在技术上改进革新，产量翻了不止一番。

　　

　　叛逆、张扬、阳光、多才、苦难、挣扎、沉静、坚持、抗争、炙热、激昂、浪漫……张郎郎符合了所有我对于七十年代年轻人的所有想象。

　　

　　但只是奇怪，一个如此像盗火者的“领袖”人物，这么多年来，为何甚少见到他的事迹和文字？为何没有在后来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登上时代的舞台，大放光芒，而悄然消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