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伪装流浪者零距离接触救助站被打

     2012年12月下旬，在长沙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长沙开福区一桥下，另一名流浪者冻死。短短数天，两起人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

　　戴鹏是名媒体记者，他亲身卧底流浪人群，把自己伪装成城市流浪者，和救助站的工作进行了零距离接触。1月6日22时，长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城市流浪者栾卫东开始忙碌起来，他身穿军大衣、棉鞋棉裤，手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在垃圾筒里仔细翻拣着。这种在长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栾卫东已经过了近三年，此前已在全国流浪了21年，下过新疆的小煤窑、进过河南的黑砖厂…2009年，他来到长沙，“长沙要暖和一点。”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边的居民都曾劝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终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还出来流浪做什么？”栾卫东说，他也曾在其它城市进过救助站，但因为感觉“像犯人一样”，就再也没去过。有记者连续一周在长沙调查了近20名流浪者发现，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几乎无人愿去救助站，宁愿在桥洞、地下通道、工地边、火车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样？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全程体验。1月7日21点，他记者与栾卫东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此时的记者，身披一件栾卫东给的破棉衣。“完全认不出来。”一旁的栾卫东说。很快， 途经市民发现了记者，拨打了长沙市天心区救助管理站的电话。21点38分，市民拨打第一个电话时，无人接听。此后连拨四个电话，均是占线。第六个电话，拨通却无人接听，接下来四个电话，又全是通话中。十个电话后，记者仍无法取得救助。21点44分，市民拨打110求助。21点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问明情况。21点55分，两名民警到达现场，认真询问情况后，和市民一起将记者搀扶上车，直接送往位于窑岭的长沙市救助站。22点30分左右，证实记者未饮酒后，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同意提供相应的救助。约五分钟后，民警离开，现场气氛骤变。“你叫什么？住哪里？”记者抬起头，发现救助站工作人员已是满面寒霜。因为改扮的是聋哑流浪者，记者未作回答。几度询问后，因未获答复，工作人员音调渐高。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眼见殴打可能升级，记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打你，不打你”，一边却突然将记者重重地绊倒在地板上。随后，两名工作人员将趴在地上的记者双脚死死摁住，瞬间，记者无法动弹，呼吸困难。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记者眼冒金星，感觉几欲晕厥，无奈告饶。“现在想走？晚了！”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出言不逊。“按国家规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记者说出理由后，同样遭拒。最后，记者迫于无奈告诉工作人员远在浙江老家的父亲的电话，在父亲与工作人员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员才将记者松开。

　　随后，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须在这份表格上写上“自愿放弃救助”、签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记者离开救助站。

    面对一身伤痕，此前的悬疑追问似乎已无需再解。

　　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园之暖；落魄，却有血有肉有尊严。不饮盗泉之水，不受嗟来之食。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他们考验城市的胸怀。于之前湮没无闻的被打流浪者而言，记者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脚实际上都打在每个流浪者的生存权上。在他之前，谁能想象当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门，遇见了什么？

　　孙志刚离开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