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老师讲《通论》，说当年凯恩斯写这本书是受到一名英国医生的启发。18世纪初，伯纳德. 曼德维尔发表了《蜜蜂的寓言》，大意是从前有一群蜜蜂，在蜂王带领下过着挥霍奢侈的生活，整个蜂群百业昌盛，兴旺发达。可老蜂王去世后，新蜂王却要求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崇尚节俭，结果反而造成社会凋敝，经济衰落。

    说实话，自己在大学求学整整10年，对凯恩斯的观点不曾怀疑过。尽管上世纪70年代西方陷入“滞胀”后，学界千夫所指，凯恩斯成为众矢之的，而我认为是西方国家用错了药方，凯恩斯理论并没有错。我对《通论》产生质疑，是1998年；当时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国内2000万国企职工下岗，而中国却有惊无险，很快度过了危机。

    面对大规模失业中国能有惊无险，当然主要是政府应对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有“银行存款”。我曾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作过调研，访问过下岗职工。职工反映，要是自己以前没有储蓄，靠政府发救济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供不起孩子上学。一语点醒，我忽然意识到凯恩斯的理论错了。

    回北京后，我写了《凯恩斯理论的疑点》，对“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提出质疑，并对“储蓄”与需求的关系作了分析。可不承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对中国高储蓄群起攻之。2009年春，我赴华盛顿参加会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官员批评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原因是中国高储蓄才使美国的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

    该年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美国代表又公开指责中国高储蓄。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作了回应，我也写了《指责中国高储蓄毫无道理》，那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自1992年至2009年，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可为何20年前美国未发生金融危机？10年前也未发生金融危机？只能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高储蓄无关。

    以上说的是往事，回头再说现实：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出口，不断制造贸易摩擦；而新冠疫情又雪上加霜。面对双重压力，前年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且重点扩消费，用消费带动投资。于是“高储蓄”再度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高储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而要扩大消费，必须将“高储蓄”降下来。

    看来，人们对“储蓄”存在不小的误解。前面东北下岗职工的例子足以说明，“储蓄”可以为家庭“缓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维护社会稳定来说，储蓄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从整个国家层面看，储蓄并不会减少总需求，更不会增加失业。何以作这样的判断？让我从两个角度解释：

    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居民为了取得利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存入银行（储蓄）；银行吸收储户存款后，需给储户支付利息。我们知道，银行是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利润来自存贷利息差。银行为了追求多盈利或避免亏损，会立即将存款贷放给企业。如此一来，储蓄则通过银行转化成企业投资，社会总投资需求会增加。

    从消费需求角度看，若某人增加银行储蓄，他的当期消费会减少，但社会总消费未必会减少。有两个关键点：第一，银行不仅为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贷款。当社会上投资过剩而消费需求不足时，银行会将“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贷款。于是，张三的“储蓄”转化成了李四的消费，此消彼长，总消费需求不会变。

     第二个关键点，是莫迪利亚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定”。此假定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最终会等于他一生的收入。这是说，“储蓄”是人们在生命不同阶段“平衡”消费的理性安排。

有学者不同意莫迪利亚尼的分析，并举例子反驳说：美国和中国各有一个老太太，两人消费观念不同。美国老太太年轻时不仅不储蓄，反而从银行贷款买了房子；中国老太太却喜欢存钱，直到退休才买房子。这样，美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自家的房子，中国老太太退休后才住上自己的房子，明显吃亏。言下之意，中国老太太年轻时就应像美国老太太那样，不储蓄而去贷款买房子。

这个例子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可我想问的是：美国老太太贷款买了房子，每月是否需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后是否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中国老太太将钱存入银行有利息收入，收入增加是否可以买更多的新衣服、或者增加旅游、健身等方面的消费？再有，租房住与买房住都是消费，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怎能说储蓄就一定减少消费呢？

最后总结本文结论：储蓄是人们权衡现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一种选择。有人希望增加未来消费，今天愿意储蓄；有人希望提前消费，愿意贷款消费。逻辑上，银行要追求盈利，就得将储蓄转化为贷款；若储蓄能转化为贷款，无论储蓄率多高，皆不会抑制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