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撰文说，拉动经济并无三驾马车，消费与投资合起来其实就一驾：消费是马；投资是车。这是说，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拉动经济最终还得靠扩消费。若消费不振，仅加大投资是饮鸠止渴，对原本过剩的产能无疑会火上浇油。这方面以往我们有教训，痛定思痛，所以这里我不去谈投资,而专说怎样扩消费。

思来想去，此问题的难点我认为是消费不同于投资，政府掌握着财政大权，一言九鼎，扩投资可谓易过借火；但扩消费不同，消费是个人行为，老百姓自己挣钱过日子，怎样消费怎会听政府招呼？政府总不至于搞强迫命令吧？不过换个角度想，政府虽不能直接干预个人消费，但却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去予以引导。关键在于，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或者说要怎样设计才对？

事实上，中央早就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我理解重点有二：一是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收入决定消费，收入增长消费自然水涨船高；二是适度通胀的机制。大众消费买涨不买跌，若今天不买日后更贵，当然也会刺激消费。除了这两条，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清理抑制消费的相关政策，不然政策相互掣肘，扩消费也难以施展，不会有大作为。

以上三条，理论上应当无懈可击，可一旦进入到实际操作却有诸多难题。比如“收入增长”，中央说要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这个目标当然好，也是人心所向。然而居民收入（工资）决定于企业的初次分配，工资到底增多少政府说了怕是不算。我们知道，企业初次分配有三块：即工资、利润与税收。要是不减税，政府强逼企业提薪，那样工资必挤占利润，利润被挤企业投资会减少，失业增多则工资反而会降低。

绝非是在下拍脑袋，有前车之鉴：2007年底出台新劳动法，言明要提高最低工资，由于当时没减税，结果工资普遍地挤了利润；碰巧2008年又赶上美国金融危机，内忧外困，当年就有近九万家企业停产，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别误会，举这个例不是说新劳动法不该提最低工资；我想说的是，提最低工资可以，但应该先减税，不然政府只请客不买单，加重了企业负担后果更糟糕。

关于“适度通胀”之前我写过多篇文章，重复的话不再说，这里只指出两点：第一，通胀并非洪水猛兽，高通胀对经济有害，但适度通胀对经济却有益，至少它能刺激消费；第二，何为适度通胀？按世行的解释，是指通胀率不高于GDP（或财政收入）增速。这解释没错，我同意；不过前提是居民收入得跟上GDP增长，否则即便通胀适度，居民实际收入也可能下降。鉴于此，与其将通胀率绑定GDP，还不如直接绑定居民收入。只要通胀率不高于居民收入增长，则为“适度通胀”。

难题是怎样防高通胀？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只要投放货币不过多，通胀绝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看，防高通胀关键在控货币，所谓“成本推动通胀”的说法是错的；“结构性通胀”的说法也是错的。国内学界有一观点，认为我们前几年通胀是由农产品涨价推动，于是主张政府打压农产品价格。其实，农产品涨价是因为供不应求，限价只会事与愿违，令供应更短缺。再说，出现高通胀原本是央行的错，去责罚农民算咋回事？

转谈政策吧。是的，当下某些政策确实抑制了消费，最典型的要数“限购”。前几年国内房价上涨，为控房价政府推出“房产限购”政策；无独有偶，为缓解交通压力不少城市又出台了“汽车限购”政策。不必怀疑政府这样做的初衷，但限购无疑也压制了消费。如果说十多年前国人消费热点是家电，而今天的热点则是买房购车，若这两项皆被“限购”又何以提振消费？并非扣帽子，近年来经济下行原因虽多，但“限购”恐怕难辞其咎。

我不主张限购，可房价高了低收入者买不起房怎么办？难道政府就坐视不管？当然不是。居者有其屋，照顾穷人住房政府责无旁贷。但住房与买房是两回事，帮助穷人居住政府可提供廉租房，大可不必打压房价。可以肯定，即便目前房价跌一半，穷人还是买不起。而房价大跌极可能使今天的有房者变成“无产者”；甚至有人因还不起房贷而拖累银行而酿成金融危机。

有人说住房是特殊商品，但无论它怎样特殊终归还是商品。是商品，价格就要由供求定。如果我们相信供求定律，就绝不会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八年前我写文章说“房产升值不是铁律”，并断言十年内国内房价必降无疑。现在看是说中了，可我那并不是望天打卦、碰运气；而是基于对房地产供求分析所得的判断。眼下房价正在回落，据说不少城市房地产“限购”已开始解禁，是好消息，能早解禁就早解禁吧。

我有预感,解禁汽车“限购”也是迟早的事。对交通拥堵政府当然要管，而且必须管，但不一定非得“限购”不可。你想，企业有汽车要卖，工人要就业，各地都限购汽车厂家岂不要关门？所以从扩消费的角度看，可取之策是“限用”而非“限购”。人们想买车尽管买，多多益善；但用车要限制。比如“限号出行”或“提高停车收费”同样可缓解交通拥堵，国外经验也证明行之有效，既如此我们又何必去限制消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