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撰文说编教材应遵循三条标准，《学习时报》刊出，读者有赞有弹，不过我得到的反馈，赞者还是明显地多；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但却不见说出多少令人信服的理由，看来我那篇文章算是立住了。然而最近与同事讨论，有人问，提高教材质量仅有标准够不够？纵然有标准若人家不照做怎么办？问得好，值得答。下面再让我说说自己的看法。

是的，标准是要靠人去执行的。否则有标准而没人遵守，标准再好也是一纸空文，有等于无。其实，当下党校教材质量存在诸多弊端，也并非编者完全不懂标准。说来简单，一家党校独编教材肯定不如党校系统组织精兵强将合编的好，这道理人们不会不明白，可一旦编起教材来大家为何还是乐于各自为战呢？所以如此，我认为是与现行教材的编用体制有关。

这方面我自己体会深。大约六年前，我在经济学部任主任，那时候自己年轻气盛，雄心勃勃，试图集合全国党校的经济学专家编出一套有分量的教材；并拟定了提纲，且承诺由我所在的经济学部资助出版。2005年夏天在兰州举行的全国党校经济学年会上我们发出动议，没想到结果却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教材总算编出来了，不过编者基本都是中央党校的教员，地方党校参加的不多。

于是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何高校系统的教材可以统编而党校却不能？我最初的答案，是高校系统受到教育部调控，教育部作为国民教育的主管，手里有人权、有资源，大权在握，这样说话当然硬气，一言九鼎，说哪本教材要统编就得统编，谁也不敢抗命。可党校系统不同，中央党校虽说是党的最高学府，但毕竟比不了教育部，没有行政主管职能，与地方党校是业务指导关系。指导归指导，人家可以听也可不听。

我这样讲，并非是说地方党校应听命于中央党校，也不是说教材都得由中央党校牵头统编。在我看来，由谁牵头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两点：一是主编得是本学科的名师大家，二是专家资源必须整合。不然照目前这种各行其是的搞法，教材质量要提高怕是很难。君不见现在党校的教材种类繁多，可同一学科的教材，编者皆自说自话，内容五花八门，这不仅影响了教材的科学性，而且低水平重复，人力物力浪费惊人。

世上的事就这么奇怪，教材明明统编的好，可大家却都不愿意统。为什么？说怪其实也不怪，归根到底，我认为是受利益的驱动。想想也是，现在各家党校的教员都要评职称，而评职称就得出书，相比之下，出教材无疑要比出专著容易。起码一点，教材编出来本校能用，销量有保证，出版社也乐意出。既如此，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谁也不肯放弃自编教材的机会了。

这是一方面。若再想深一层，教材编写各自为战所以能沿袭至今，除了利益驱动，再一个原因或更关键的原因，则是教材使用的“画地为牢”。不是吗？如果教材使用是开放的，彼此可竞争，教材没编好就进不了课堂。可现在各校都把学员用书当“自留地”，只要自己能编，别人的再好也拒之门外，进不去。如此你行我效，相互封锁，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优秀教材得不到推广，而平庸之作却充斥课堂。

我曾说过多次，一部好的教材，至少应该代表党校系统该学科的最高水准。可由于教材长期自编自用，编者之间没竞争，大家都校内选人，有什么教员就组织什么团队，能编成啥样就啥样，这怎能出得了精品呢？困难在于，中央党校无权号令三军，而短期内党校系统又不可能搭建起整合全国专家的平台，何况教材编写还有各自的利益在，让人主动放弃利益谈何容易！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不过棘手是棘手，但也绝非完全无计可施。依我看，解决此问题只需一招，对教材设立准入门槛。即是说，谁编教材可以不管，统编不统编也可不管，要管的只是教材的使用。比如由专家组成一个“全国党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并约定所有教材皆需经“委员会”评审通过方可使用，否则不得进课堂。设想一下，要是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一夫当关，今后教材谁还敢粗编滥造？

对教材设立准入门槛，当然不是要刻意与谁过不去，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倒逼机制”以“用”促“编”，是对事不对人。前几天我在福建省委党校曾与该校教务处的同志谈及此事，不料他们非常理解也非常赞成，不过他们却关心将来评审委专家如何组成？怎样确保公正？其实这件事并不难，今年夏天党校系统评过精品课，有经验可循，专家当然是从全国党校选。而我现在担心的是，将来有了评审委而有学校不送审怎么办？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老实说，对此我目前也没啥锦囊妙计，所幸全国党校教学恳谈会明年春天就要在厦门召开，主题正好是教材建设。俗语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与其我自己关在房间里拍脑袋，还不如届时提交大会讨论，请大家一起出主意。会上若能达成共识并立下规矩，有了规矩在，我想日后不该有人爽约而不顾大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