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多，吃饭是大事，迫不得已，所以国家要出台严厉政策保护耕地。但换个角度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工业无大成，经济要有可观的成就不容易，若想追赶发达国家，更是希望渺渺。困难的是，发展工业非空中建塔，占用耕地势所难免。两难选择，鱼与熊掌要得兼，怎么办？

最近一月，我先到重庆、陕西调研，后去广东，再赴东北，天南地北地看，所到之处，城市建设龙精虎猛，工业化气势如虹。但与地方官员座谈，普遍的反映，是当下发展工业无地可用，土地成了掣肘工业的瓶颈，所以大家希望中央能网开一面，对现行耕地政策作些松动。有的地方千辛万苦招引外资，现在万事俱备，可就是手中没地，等米下锅，当然要心急如焚。

我理解地方官员的苦衷，其实，中央政府也并非没看到这一点，比如允许地方自行整理土地实行占补平衡，就是为地方发展工业开绿灯。成都是很好的例子，政府集中建居民小区，请农民上楼，而农民原来的宅基地改作耕地，耕地扩大了，土地置换，则可将城郊耕地用于工业。只要耕地总量不减，政府便有一定的自主调剂权。

可见，占补平衡有原则又有变通，是个两全之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工业滞后，耕地整理大有可为。麻烦在东部沿海，工业起步早，能整理的土地少，占补平衡的回旋余地不大，可是从投资收益看，东部投资环境好，兼具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发展工业得天独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东部搞工业优于西部，那么中央政府能否把“占补平衡”政策放宽，从省内平衡推到全国？

年多前，上海有官员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好与陕西一位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同班，两人商议，由上海出资，在陕北黄土高原闸沟造地，所造耕地归当地政府，而用地指标则转给上海。如此一来，陕西多了耕地，上海有了用地指标，各得其所，一拍即合。可按现行政策，耕地占补只能省内平衡，跨省调剂既无先例，也无章可循，国土部门不肯表态，事情最终只得搁浅。

其实，政策是人定的。这些年，政府调整政策的例子不少见。问题是，当下耕地允许跨省平衡是否会有不良后果？比如说会不会冲击国家的粮食安全？未雨绸缪，中央政府当然要慎之又慎。不过我判断，国家现在不放宽政策，主要的担心还不是粮食安全。逻辑说，不论省内平衡还是跨省平衡，只要保证平衡，耕地总量不变，就不会危及粮食安全。

中央政府的担心，可能在区域差距。摆明的道理，农业的收益低于工业，西部若把用地指标让给东部，自己的工业不发展，经济怎可能后来居上？再有，东部多了用地指标，发展工业如虎添翼，而西部却专于农业，天长日久，与东部的差距必将越拉越大。由此看，中央政府不松口，不鼓励耕地跨省平衡，说到底，就是希望西部能利用好土地政策，急起直追，把工业搞上去。

值得讨论的是，西部真有必要大规模发展工业么？站在西部的立场看，当然有必要。既然工业比农业赚钱多，西部要发展工业，理所应当：不过从全国产业分工的角度看，答案却不肯定。经济学说，分工能产生效率。东部的绝对优势在工业，西部的绝对优势在农业，若按绝对优势分工，东部多搞工业，西部多发展农业，全国生产率会提高，国民财富会大增。

再有，从生态与环保的角度看，西部大举搞工业也未必明智。现实情况是，西部缺资金，要发展工业必须靠招商引资。可西部的投资环境，目前明显不及东部，人往高处走，若想让东部企业西进，除非人家看中了你的资源，要不就是东部将要淘汰的劣势产业。不然，他们怎会抛家舍口跑到西部去？我曾到过西部不少地方，发现所引进的项目不仅多数科技含量低，而且有污染，破坏了对当地生态环境，算总账，得不偿失。

照此说，西部不宜发展工业，那么岂不是要甘居贫困？非也！我的看法，只要用好市场机制，西部把用地指标转予东部不一定会吃亏。这里的关键条件有三，第一，中央政府应设立全国性耕地占补指标交易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东部要用西部的占补指标可以，但必须去交易中心竞买，由于指标供不应求，价格一定不菲，而西部转让指标所得收入，可参股投资东部的工业。

第二，不仅耕地可全国占补平衡，而且工业废气排放也应全国平衡。国家只需控制总量，并按国土面积将排放指标分配到各省市，如此一来，东部工业发达地区排放若超标准，那么就得去西部购买指标。设想一下，只要排放指标允许公开拍卖，对西部工业欠发达地区，也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第三，改增值税为消费税。当下各地热衷于搞工业，说到底是利益驱动。比如现行税制以增值税为主体，而增值税是在生产地纳税且四分之一留当地，所以各地都有上工业的冲动，争先恐后，大家争的不过是税收。若把增值税改为消费税，产品卖到哪就在哪纳税，然后由中央与地方分成，这样利益共享，西部何需不顾客观条件上工业呢？

顺便说一句，我主张耕地占补全国平衡，意在提高耕地占用的效率，而不是反对西部搞工业，西部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当然要上；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不仅应当上，而且要大上快上。问题是那些不具优势的产业，西部则不必跟东部争高低，扬短避长，终归不是可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