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乃礼仪之邦，有朋自远方来，自是要好酒好饭款待。近些年，不少学者著书立说，大肆鼓励消费。据说多消费，可以拉动内需。可笔者的看法，消费当不当鼓励，不好笼统说，关键要看花谁的钱，比如公款消费，无论如何鼓励不得。

　　有人估计，中国目前的公款消费，每年至少在3500亿元以上。而且消费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请客吃饭的，有公款送礼的，还有出国旅游的。别处的情况，我不得而知，单说北京的各大酒店，生意兴隆我亲眼所睹。我到过欧美不少城市，他们的酒店业和咱们比，也要逊色几分的。

　　中国乃发展中国家，酒店业何以一直独秀？个中原因，怕是与公款消费有关吧。我所供职中央党校南门前，过去有十几家餐厅，靠着学员公费吃请，天天客满，日进斗金，后来校方限制学员外出用餐，结果不少餐厅断了财路，门庭日渐冷落，好几家已关门歇业。

　　这些年，高档烟酒一直走俏、热销不退。追问原因，也是公款消费推波逐澜。不信你去问那些抽高档烟的人，有多少是自己掏的腰包？本来，纪检部门有明文规定，政府官员在公务活动中，不准收受礼金礼品，可有一个例外，则烟酒不在其内。正是有了这个“例外”，就为公款送礼开了方便之门。殊不知，高档烟酒其实价格不菲，两瓶茅台酒，两条中华烟，也得花去千多元。也许有人说，区区千多元，并不是大数，不足为怪。可中国官员多，若每人收受千元烟酒，少说也是上百亿的开销。

　　时下各大城市，各类办会机构数之不尽。他们与旅行社联手，组织官员出国，由头是开会，实则是旅游。既然为旅游，官员何不去直接找旅行社，而要绕着圈子找办会机构呢？其中窍门，明眼人一看就破。旅行社的发票，国家不让报销，倒是办会机构，一纸会议通知，就像变戏法，不仅能把旅游变成考察，而且能开出会议发票，堂而皇之地让公家付账。这种巧立名目的出国考察，旅行社揽了生意，办会机构发了横财，唯独国家是冤大头、两头赔。

　　笔者常听人埋怨，说西方人小气。外宾到中国来，我们请人家上酒店，吃大餐，出手宽绰；可人家请客，却总是三菜一汤，随便得很。我以为，我们请人家吃大餐，并非我们大方，而是我们的体制大方，请客可以报销，是慷公家之慨；人家请客简单，也不是他们小气，而是他们的体制小气，吃饭不给报销。若不信，只要我们政府规定，今后无论是官是民，请客一律不许报销，我们还有多少人能大方得起来？

　　公款消费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成本理论，公款消费，应算是一种交易费用。尤其是在实行审批制的国家，这类费用往往高得惊人。因为在时兴审批的体制下，办事都得有关系。比如县里的官员到市里，市里的官员到省里，省里的官员到北京，求人办事，没有关系都很难。人们常常抱怨，现在的审批机关，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为什么难？难就难在你人不熟，没有关系。有人戏说：“关系也是生产力”，可要建立关系，就得请客送礼付成本。

　　以“跑部钱进”为例。的确，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跑的地区有钱花。可千万别天真，以为光跑就真的能拿到项目。到上级部门跑项目、要资金，不请客送礼，不搞惦关系，白手套狼，保不准十有九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请客送礼，其实是审批制逼出来的。再说，一个项目跑下来，拿回去的钱多，付出去的钱少，如此以小博大，以少取多，既发展了地方经济，而跑的人又有政绩，一举两得，人们何乐而不为呢？

　　公款消费日益膨胀，追根溯源是体制所为。审批制是祸首；报销制是帮凶。那么，严控公款消费，就得对症下药，从体制上动刀。比如，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让公款送请找不到借口，那么，到政府机关烧香拜佛的，肯定会少掉一大批；与此同时，再将公款消费严格加以限制，除了接待外宾外，将来请客送礼，统统都要自费，不得报销。如此一来，公款消费就会处处受阻，隐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