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要审批”，上级就一定是“包青天”？

诽谤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不是法治是“人治”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重建检察机关公信力

鲁开盛

四川新闻网http://comment.newssc.org/system/2010/08/09/012843088.shtml

“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一规定是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的。（8月8日《京华时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8-08/064420849983.shtml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在一定的时间内剥夺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由于逮捕的强制措施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自然也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批捕权便是其中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从这一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司法体系中的批捕权在检察机关。

不可否认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此举的初衷。将诽谤案件的批捕权上提一级，很大程度上也确实能帮助基层检察院排除干扰以保证办案质量。但是，显而易见，“批捕要审批”远非剔骨疗伤，其仍然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措施。

“批捕要审批”，上级就一定是“包青天”？答案不言而喻。将诽谤案件的批捕权上提一级，卸去了基层检察院负荷的同时也给上级检察院倍添了烦恼：除了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和维护地方稳定的政治压力外，往往还有可能面临经济等更多其他方面的诱惑。而上级检察院既然有压力、有诱惑，就有被拉拢和被收买的可能。

说到底，诽谤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不是法治是“人治”。在批与不批之间做选择题，上级检察院有多少人敢打包票能做到永远依法和公正？多加几条可以说服“上级”的“理由”，抑或多出一些银子——只不过地方政府较过去要付出相对更多的成本而已。连最高法院都能被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纸公函所左右，何况与地方政府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各级检察院？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重建检察机关公信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我们讲了几十年，但司法上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仍然层出不穷，问题出在哪里？业已发生的多起诽谤案件，就是因为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批捕抓人。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办案人员能“有法必依”？而事后，又有多少人因此受到“违法必究”？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也是历史的必然。有法则治，无法则乱，是不证自明的规律。只要将基层检察院的责、权、利进行充分明晰，只要我们有让基层检察院不受地方政府所要挟和控制的勇气，那么基层检察院就有重新构建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