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新年伊始，我们的团队随即开展了调研活动，希望能够较为系统、深入、全面地了解国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患者治疗与生存及其草根组织状况，根据调研结果形成政策建议报告递交有关机构和部门，以期进一步影响和促进相关政策的改善和落实。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调研不是从专家学者的视角看感染者社区问题，而是特别强调感染者主体建构以及实质参与，不久前我们特意组织了为期四天的调研项目访谈提纲研讨暨社区调研员培训。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调研项目产出及质量控制，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和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作为调研项目的技术指导顾问。潘绥铭教授的博士生姚星亮、杜鹃等人还将全程具体指导并参与我们的调研工作。

　　元旦的第二天，各组便按照预定的路线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调研工作，从喧哗的城市到偏僻的小村落，一路行进。作为调研项目的协调员和课题负责人，如何确保项目的产出及质量控制，如何协调专家与各地感染者骨干广泛且实质的参与，如何克服资金紧张与人力资源不足等障碍，这些困难和问题都需要一个一个去克服。

　　从初期调研情况来看，我能够体会到每个人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一方面非常理解被访病友内心的苦痛，另外一方面社区调研员在倾听别人诉说的时候，无疑也是在重新揭开自己内心深处的疮疤，而如何缓释他们在调研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心理压力，也是一件很令我棘手的问题。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唱卡拉ok，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释放一周来的疲惫。那个晚上，我们都哭了。

　　返回北京后，我们下了火车直接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会议室，着手解决某感染者四处告状制造事端等问题，但是在社区代表和资助方官员参加的协调会议上，这位在社区中四处制造事端和流言蜚语的人，除了一些空洞的概念，根本谈不出什么具体问题了，浪费了很多人的时间和精力。

　　这次解决问题的会议，可以说是我们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大家都在社区层面做事，如果确实有意见，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坦诚布公地坐下来谈，能合作当然更好，不能合作就各干各的，最好不要在别人背后捅刀子，再这样下去无异于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