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中国，从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短短的20年的时间已经发展到近百万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已经因艾滋病死去的数十万生灵。据有关部门和专家测算，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突破1000万！1000万？只有五年的时间！透过这个可怕的数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我们的人民，以及所有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士都应当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反思和革命！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艾滋病病毒，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国家灾难！　　
　　毋庸置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抗击艾滋病的战争中，新闻媒体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人士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到艾滋病高发疫区和病房，广泛接触艾滋病病人，做了很多有深度的报道。但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在艾滋病相关报道中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对事实真相的揭露，同时更有义务借助传媒平台向社会大众传递科学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努力减少社会歧视。然而，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却常常听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部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艾滋病相关报道中有意无意地向公众传递错误的信息，甚至公然表示对感染者的羞辱和歧视。
　　羞辱和歧视加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它是艾滋病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为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充分关怀、支持和治疗，是减少艾滋病流行至关重要的一环。与艾滋病有关的羞辱常常会导致歧视，反过来又会引起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他们的家庭成员，甚至是那些被推测是感染者的人，诸如家庭成员或有关联者的人权的侵犯。不受歧视是建立在普遍和永恒的公正原则基础之上最基本人权。由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和歧视导致人们看不到流行，并使流行转入地下，从而使预防和治疗难以开展，这种状况反过来会加速艾滋病在人群中的传播。
　　最典型的就是央视主持人周涛女士，她不仅是国家级新闻单位著名的主持人，同时还是“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公众人物兼“艾滋病形象大使”，却在不久前的一次颁奖活动中，发表了一番艾滋病与“生活检点”的言论，立即引起了很多人士的异议。她说：“我们能够成为宣传员，一方面说明我们都是幸运的健康者，没有传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生活检点，没有那些不良嗜好。”我们不想对一个生活很“检点”的公众人物一时的“口误”求全责备，而事后当有记者为此番言论采访这位央视主持人兼“艾滋病形象大使”时，这位当事人还大声喊冤到：“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吸毒、性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最重要途径…我作为宣传大使如果藏着、掖着就是没有尽到责任。”　　
　　周涛女士的这番言论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对艾滋病的看法，这些看法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1、对艾滋病相关知识不了解。科学证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吸毒本身并不会导致感染艾滋病，吸毒者感染的原因在于共用了被艾滋病病毒污染了的注射器。而且，专家告诉我们，只要在这个方面采取安全措施，例如使用清洁针具，感染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性传播，不仅仅指有偿性服务才能传播艾滋病，任何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个体之间都有可能传播，包括合法夫妻之间，这方面的例子并不算少。也因此 2005年2月18日“中国日报”一则报道说，目前在云南省实施一项新的规定，任何艾滋病抗体测试阳性的个人，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将结果告知配偶，如果拒绝的话，则专业的医疗工作者将承担这个任务。　　
　　2、存在伦理观念上的偏见。虽然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并不等同于把感染艾滋病与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这暴露出我们几千年来对性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仍然普遍存在，人们还是习惯于把性和道德挂钩，认为只要是性传播就是肮脏的、不道德的。可是我们知道，只要性伴侣是感染者，不管是什么“道德”关系（同性、异性、非婚同居、合法夫妻、有偿性服务等等）都有感染的可能。另外，感染艾滋病的途径还包括母婴传播和血液途径。河南以及许多农村的感染者基本上都是有偿献血造成的；还有因为输血或者伤口接触到带病毒的血液等直接或间接被感染的人群，最无辜的是那些因为母婴传播而被感染的孩子，生活是否检点与道德是否败坏根本无法和他们沾上边。　　
　　3、逻辑错误。从她的话可以推出一个论点：得艾滋病的人是因为生活不检点，生活检点的人不会得艾滋病。从上面的文字不难证明这个推论是错误的：不得艾滋病的人一定生活检点吗？生活不检点的人一定得艾滋病？尤其是对照中国现有感染者的感染原因数据时（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指出，截止到2004年9月底，全国累计报告的89，067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吸毒人群占41.3%,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占31.1%），充分暴露这位大使的无知。
　　4、常识性错误与歧视。是否感染艾滋病不是道德问题，也绝对不只是“幸运问题”。从概率上来看，有些人也许有点“幸运”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安全意识和安全措施的问题。如果不懂得正确的防护知识和措施，纵使你再幸运，也不能说肯定不会感染艾滋病。因为目前已知，在没有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对艾滋病易感。而且，人的一生中会面临不计其数病痛缠身的机会，艾滋病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是否就是百分之百的健康人？把艾滋病与其他疾病对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歧视。另外，成为艾滋病预防宣传大使的条件是对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具有同情心和爱心，对社会具有责任感，愿意为防治艾滋病事业贡献力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是由于担负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投入到抗击艾滋病的事业中来，而不是因为你是“幸运”且“生活检点”的人。　　
　　媒体和名人有正确引导舆论的义务，因此要求他们的言论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并且要客观，公正。目前媒体已经成为与艾滋病斗争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媒体和名人在提高公共健康意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能引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关于艾滋病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促使卫生、政治、经济、劳动、教育、文化等领域领导者采取行动或制定某项政策，而这种行动或政策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抗击艾滋病的成功失败，是举足轻重的。媒体和名人能够影响公众对艾滋病包括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看法和态度，而这种态度决定着人们对艾滋病如何认识及做出何种反应，以及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将从他们的朋友，雇主，家庭，邻里，康复机构，司法机构那里得到怎样的关注和治疗。媒体还拥有艾滋病的话语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对艾滋病的看法和对待艾滋病的策略。错误的引导会造成社会认知错误和不科学的态度，如果这种错误的言论不及时加以修正，很容易导致人们对艾滋病毒感染人群的歧视加深。而歧视加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会驱使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转入地下，使医疗机构难于发现或难于对他们提供必需的帮助，这种状况反过来会加速艾滋病在普通人群中的传播。甚至某些感染者承受不了歧视的心理压力，会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而所有这些都必将带来艾滋病泛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