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始终是秉持积极的人生态度，无论起起伏伏命运转折如何，在他的任上，他始终以强者的姿态，面对考验，做出了自己应有贡献。

虽然乌台诗案以后，他的人生经历了最大的变故，但他也是以虽九死不改初衷的初心，在以后辗转各地的贬官生涯中，还是恪尽职守，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绩。

当然，这是后话。

今天我们讲的还是在导致其人生变故的乌台诗案发生的苏轼。

这个事情讲的是苏轼到达徐州任知州的事情。

公元1077年4月，在外放河间府的中间接到朝廷改派的任命，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他来到了徐州上任。

当时的徐州，虽是历史上有名的州城，但却因为地理的缘故，也逐渐没落，水灾成为徐州的重要自然灾害，大水频仍百姓生活困顿民不聊生。

他到了徐州后，看到了徐州百姓的疾苦，下定决心要战胜这场自然灾害。他与当地人民一道，亲自持锹上阵，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徐州历史上有记录的连同这次五次的大水，唯有这一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1年零11个月的时间内，他带领徐州人民治洪水、抗旱灾、找煤炭，创下辉煌业绩。

战斗的精神永远进取的面貌。辛苦虽然辛苦，但战天斗地的精神永远让奋斗者感到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这时候的苏轼精神世界是充实兴奋的。

就像之前他在密州的任上，也是带领人民治理蝗灾，救活因穷困被无奈抛弃的弃婴，消除常年积聚的匪盗让那些本性良善的盗贼回归农耕，带领人民抗旱救灾，用那句老话讲战斗的青春最美丽，苏轼的青春正因此而绽放风采。

再在之前的喜雨亭记中所说，那也是他初出茅庐践行人生理想的成功之作，他的身体上的疲劳远远比不上精神上的饱满。

整个人都是充满生机活力。

人，只要有了精神，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在他面前阻挡前行。这样的精神财富，取决于他对未来人生充满理想的情操，是他人生进取的动力之源，也是他实现人生抱负所积极进取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抵达徐州的任上后，面临着徐州历史上遭受的自然灾难，他以一种自觉担当的精神主动团结当地百姓战胜的洪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之后，象征着抗洪精神的徐州黄楼也应运而生矗立千年，为后世所景仰。

他是这样做的，也给徐州的百姓树立了这种主动作为的精神。

这种自觉，不仅是他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自觉，也是他主动践行儒家经世济民理念的实际体现。

他这样做，也希望把这种精神传承当地，让这种积极作为的理念流播永远，所以，在他的心中，他自然也是希望别人也能够追随做到，所谓志同者道合也。

是以，他不希望那些所谓的清高的隐士去躺平对待人生。

但是，作为文人胸怀，他也自然不会以强加于人的姿态教导别人，一切都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于温润婉转的交流中让友人赞同他的观点。

你看他在《放鹤亭记》中所说正是这种意思。

那位云龙山人张君，正是苏轼所要沟通的对象。

这位世外高人，在大水之年，居然寻找一处徐州当地得颇有意味的胜境，那种三面环山环抱着山人所居之地的地理风貌，用风水学来看，确实别有胜境。用苏轼的话说“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着实慧眼识得宝地。

可是更令苏轼夸赞的是张山人所养的两只鹤，纵其所如或飞翔于云端自由自在，真令人称羡。

你要说苏轼羡慕山人的优游闲适逍遥自在，可是真的领会错了这位徐州知州的言外之意，他岂是那样逍遥自在的想法，他作为任官，还有许多关乎百姓民生的众多事情要去处理，百姓的吃喝拉撒比如百姓冬季取暖的问题也是摆在知州案头的一件牵挂事，所以抗洪只是其中一件事，还有抗旱，带领当地百姓勘察煤炭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哪一件不是事关民生福祉的大事，他还能有心思来个浮生半日闲和隐士闲聊吗？

但知州的为人，不会生硬地批评友人的作为，他善于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会意了朋友心领神会就是，即使见解不同也不会变生牝牾。

所以，他在看到张山人的舒适的隐居生活后，先是大赞了一番朋友所处环境的安宁，从而让友人与自己的心理距离靠近了很多，接下来，他又进一步赞扬了隐居的乐趣，这实际是不勃友人隐居的志趣，人各有志求同存异。但接下来，他的话锋有所转化，他认为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应该有益而无损才对。历史上的卫懿公因为过分喜好养鹤而使玩物亡国，这样的反面事例看殷鉴不远。也有周公作《酒诰》而自警，卫武公写《抑戒》来提醒世人。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阮籍之徒，虽然好酒成性，但从来都是借此保全了名声而没因好酒贪杯而损坏清誉。

所以，在他的观点就是他在前文所讲的那句话“宜若有益而无损者”，人有七情六欲，当然也有喜好之处，只是喜好当正确处置，用好，则互相促进；然而过度而节制，就像古人所讲逸豫可以亡身一样，那就使得事情变了味。

而这句话这样的表述，朋友听得懂也会了意，苏轼的话术也是这样的纯熟圆润说到朋友的心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