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一朝，有能吏者曰张益州，此人治蜀之事，颇具仁爱之心，是以为蜀人所感念，由此也引起了作为蜀人的苏洵的赞扬，并由蜀人为张益州持像一事，而写下一篇盛赞其人的旌表文章，名为《张益州画像记》，今天读来，亦是颇有教益。

张益州名方平字安道，宋朝南京人，也就是现在的商丘。曾官至益州刺史。也就是在益州刺史的这个位置，他的一番宽政爱民的作为，为益州人民所十分感念，因此引发了要为他挂像的民情。

在此之前，益州地处偏远，距离朝廷所在之地，应属蛮荒之地，民风未化，且蜀民历来民风强悍，难以束缚，治理上难度很大。

当时仁宗朝时有传说益州会乱，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莫衷一是。好在仁宗也是一世明君，心中自有成足。他洞察时势，在朝廷言论杂乱的情况，他准确地选择了张安道前去蜀地上任，以为治蜀权官。

在一番推让之后，张安道走马上任了。

按说，在有传说关于益州将乱的传言下，新到蜀地上任的京官，必然要在军事上有所准备，以备不测之需的。

人们是这样想的，这样的举措也是很正常的思维。

可张安道一番操作却大跌人们的眼镜。

甫一上任，他立即命令军事长官撤除军备，收缩守军，并号令全州道“敌寇如果来了，有我在，你们无须劳苦”，长官发令，人们将信将疑间如令照办了。

此等安民之举，果然起到了神效，到了大年初一的时候，人们年照过，节照欢，传说中的动乱也没有到来，日子安稳地照常过下去。

人民为这位大人的仁政所感念，纷纷要为张公持像，一时间，张安道也不能制止，遂从了百姓心愿。

远在京城也是同为蜀人的苏洵听说此事，也是为张安道对蜀民的仁政所感动，于是写了这篇不是立传的立传，也是褒扬这位能吏之举，从此千古留名。

张安道的治理之道并不复杂，用他自己的话说，道理也很浅显。

他认为，百姓的民风，其实取决于官长如何对待。过去讲蜀地民风多变，其实是在于朝廷对于百姓不信任的态度导致，因为不信任，导致官府对待当地的人民采取视若敌寇的办法，你如何对待百姓，百姓也就成为你想像的那样了，所以难以管束。就像礼仪之乡的齐鲁之地，我若以齐鲁之地的礼仪来对待他们，他们也会同样来对待我。

果然，蜀地之民正如张安道所想的那样，一时间，在张安道的治蜀之政下，蜀地之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在苏洵看来，这样的宽政爱民之举，在以往的官员中，也是罕有之人，所以被他这个益州所在蜀地的老乡所爱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以在谈到关于蜀民为张安道挂像的时候，苏洵的一番言论也是颇具权威性和代表性。

在苏洵看来，有像和无像，各自有各自的道理。

他在和众人讨论这个事时，他认为无像也是可以，因为以张公恩德，在大家的心里也就可以了，而且后世子孙存有感念，且在史官那里也有记录，这样看来，无像其实是可以的了。

不管苏洵的这番言论是抛砖引玉还好，还是一家之言也罢，事实只是代表了一个观点，德政在心不在于行，只要感念也就可以了。

蜀地的百姓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老百姓的看法是，哪怕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件善举，人们都还要打听是何人何事姓氏名谁，好去为善行义举张目。对待普通人的小事都可以这样做，对于张公的恩德更是应该如此，为张公留像，就是为了让后世之人因为感念恩德而在心目中留存，既铭记于心，又能够常常在眼中看到张公的画像；能够看到画像，也就更加在心中树牢张公的德政，让人们更加感念于他，因此，有张公之像应该更好。

这样的理由充分实在，苏洵也无以辩诘，认可了百姓的道理，并为张公此事写下了一篇传文。

文章虽然读完了，但苏洵文中所记录的关于张安道治蜀的德政之举和宽政爱民的治理思想还是颇有教益的。

张安道对待百姓的思想，他认为的民风如何皆在于官十分正确。唐太宗李世民常讲“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如何对待百姓百姓势必如何对待你，你以仁爱之心对民，民亦以感念之心对你，这是个双向互动的道理。你若视民为仇敌民也一定抛弃你，历朝历代的教训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地方安定主官责无旁贷。正如张安道初到蜀地所言，敌寇所对无非是我。用现在的话说，他知责于心，勇于任事，安定蜀民。或许在之前，有关于蜀地将乱的传言是有些征兆，但那些兆头或许是因为当时属官的治理政策存在着官逼民反的因素。蜀民也在看着新任属官将有着什么的治理之策。在看到张安道采取的宽政爱民之举后，不由得为其仁政所感化，放弃的变乱之举。这在以往朝代匪患长期不能杜绝政府的治理之策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张安道也是以大无畏精神教化和造福百姓，这个精神虽是封建时代但于今天也是值得赞扬的。

所以今天读来，对张安道其人其事莫说是蜀民爱戴，我辈读来也是十分感沛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