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同志为朋，同师为友”，将来属于一个名词的朋友分开来理解，才可以见到其中的微小区别。

至于志，可以理解为志趣志向之意。并因此而引申出很多因有相同志向而声气相投结为同道，更有“言之志不同不相为谋”的讲法。

在此，对于人而言，人是社会动物，既然生而为人，只要是正常人，自然而然产生志趣志向，在人生的历程中，都有为自己的志向等努力奋斗，相同志向的人多了，进而惺惺相惜。

既然结为同道，大家都为是相同的旨趣而奋斗，用于政治上，进而进步为党派等形式。而党派因为主张不同，表现迥异，进步或反动，有利于国家或损害于社会，也便有了不同的结局。

在我国古代，历来对结党之事不甚感冒，封建统治者特别忌讳一些文人集聚并形成派系问题，总是以朋党而为打压，甚至发生了许多因为朋党而遭到残酷对待的悲剧。

如竹林七贤，唐朝的牛李党争案件，宋朝的王叔文集团之事也近于此，接下来的文章还有提到此类事件。

同以前的统治者提起朋党而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偏执态度不同，欧阳修对此则有自己的思考，通过进一步的分析，从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个分析不回避朋党的存在，但他认为并不是朋党都是洪水猛兽，没有必要对其恐惧。这是因为对朋党必须要客观地理清他的立场。

在《朋党论》一文中，对朋党这种社会现象，他开篇就毫不避讳地指出这是自古就已有，所以在当代也不例外。让统治者对这个问题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从而放下心结，采取理性的姿态对待此事。

为什么统治者对朋党如此排斥，大凡前朝前代有此种情形危害过社稷，从稳固江山社稷的角度出发，统治者的排斥来自一种本能。

但不能一概排斥，并不是所有的朋党都会危害社稷。

所以欧阳修提出一分为二地看朋党。这也是现在地讲的辩证法的方法，那时欧阳修是不自觉地用自觉地用这个方法，但也符合实际，让人无人辩驳。

在他看来，正因为古代也就有朋党之说，何况有的朋党还是以属于忠臣良将，维护了国家社稷，这是正确的朋党。不像通常人们所提到的深恶痛绝的朋党，这种朋党是小人之交，以利而往，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对待这种朋党，本该尽早清除免得危害。

既然对这种朋党有这样的做法，那么对另一种的朋党那就不该这样做，那是什么样的朋党呢？

欧公自问自答道“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因为以这修身，同道而相益；用来效力国家，就会同心而共济。他们是真朋，只有正确的使用好他们，才能天下大治。

像这样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欧阳修举了两个正反的例证。

比如尧帝时，国家有共工那样的小人结成的朋党，而同时也有八元、八恺组成的朋党。当着舜辅佐尧时，舜通过辨识两种不同的朋党，英明地驱逐了共工那样的小人集团的朋党，而作用以元恺为代表的朋党，遂使天下得到贤明的治理，百姓得福，社稷安康。

他又进一步举出商纣王这世，因为纣王无道国家失政，百姓离心，虽国有亿万之众，却人心离散，国家失治；而周武王之世，由于善于使用贤才，手下有三千英才，但人心如一团结一致。最后高下立判，最终商朝失国被周王取代。

像这样的经验教训仍可举出很多。为了告诫当政者重视这个区别朋党的问题，他又举出了反面例子。如汉献帝之时，因为排斥党人，竟然把天下名士全部囚禁起来，这下倒是没有了朋党，可也没有了贤良英才。到了黄巾军起义推翻汉室江山时，朝中无人可用这才想起来把那些名士放出但悔之晚矣。至于唐昭宗时，为了彻底解决朋党之忧，居然做了令人发指的事情，把那些朝中名士全部赶尽杀绝或者投入黄河，还自诩道“他们是清流，我来把他投入浊流”，这是反动透顶的混账做法，最终也把自己送上灭亡的道路。

所以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可谓现实而深刻，欧阳修谆谆教诲道“这个问题，用于兴亡治乱的道理，国家不能不引以为鉴。”

作为针砭时弊之说，欧阳修既是个理论家，也是个践行者，他于当时提出了这个正确区别朋党而善加使用的观点，核心是维护国家统制的安全，为江山社稷着想。作为人君，不会想不到，但一定要像舜和周武王那样，慧眼识才，合理使用，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长治久安。

在这点上，欧阳修可谓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可以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