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封闭环境下存活的生命，自然就会快速地找到对环境的应付办法并在环境没有剧烈变化时，保持这些适应的方法。这种现象是生命乃至生物界的本质，当然也适合于人类，适合于中国人，否则就会奇怪了：变革的动机、信息、力量来自于何处呢？ 

一旦“外力”出现了，随着“外力”影响力的程度，生命的反应强度也不同，而且还有个“群体”感受力度问题。即少数人感受到了还远远不够，必须使得大的群体感受到了危险才有变革的可能。这个和科学有些类似，讲究重复性。在二战早期，尽管罗斯福总统想及早遏制德国的势力，但是，他需要一个珍珠港事件来唤起民众。同样，要不是911事件，美国人在反恐怖活动中如此积极。如此看来，最革新的美国人也是最守旧的民族。 

单就中国而言，我们还需看到一点，自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每一次变革带来的事实是非常少的。这一点很有趣。毕竟帝国太大了，变革中的人。也就是知识的传播者，无论是攻击方，还是被攻击方，都无力或者不愿意传播事实，因而事实通常是几十年后的“史记”写下的，故事本身被抽象掉了，成为“史记”的惯例，成为一种格式中人物、地点的变换，缺乏事实。靠几百万字写下几百年的事实能够记载些什么东西呢？那些无数的圣旨、战斗令哪里去了呢？哪儿记载了经济史？地理史？通通只有政治史。而政治史必须要反应后代天子的正当性，为此，格式化的先贤后愚模式便贯穿始终，资源的观念、技术的观念从来没有出现过。胜利了是因为得道，用对了人，失败了是因为奸臣当道，是失去了民心。这种简单的历史观可怕地束缚了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永远成为最糊涂的人。他们总是停留在朴素的物质主义阶段，因而是唯意志论的效忠者。他们的道就是民心，而不是技术的改进，不是生产力的改进，不是物理世界的资源的释放。一直追求“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绕在简单的民心上面徘徊，并没有走远。 

"家天下"的模式奠定了中国体制的稳定性。“皇帝”体制是被推崇为正当的、唯一的，所有人都认同的，人人的理想就是乱世争皇帝，顺世争贤臣。知识分子就这样束茧自缚了。居然，没有出现一种“共和”的声音，结社合法的声音，这是奇怪的。也许都被始皇帝烧了。 

“皇帝”体制一旦成为唯一神圣的体制，那么只能是服从，或者是推翻。推翻了，另立明主。由此，产生了中国奇怪的“立方体”。 

既然是家天下，天下都是我家的，就自然不需要创新，不需要改革。毕竟，社团不存在，就无法协作。抑商重农，则人不能自由离开家园，社会不能形成分工。个人和社会均无法积累富裕的资源。而没有这些资源，无论是皇帝，还是民众都无法从事大规模的变革，最多是个人的点子和想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