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笔者已分析指出过商代铭文“霸中乍，旅彝”的语序，指出“乍”和“彝”都是谓语动词，置于句子末尾，这种倒置语序这是藏语和阿尔泰语才有的，但对“彝”并没有作详细分析，现在专文解读之。

因为这个“彝”在商周时代金文中极为常见，只要是成篇的，末尾通常都是“宝樽彝”三字，不了解这个“彝”字的话，很难说你已经读懂了该篇铭文。

上图左，商代铭文“伯鱼乍，宝樽彝”，其意为“享祭伯鱼，把祝祷之语盛在宝尊中。”

上图右，周代铭文“伯乍彝”，两个谓语动词“乍彝”并列一起，中间省略了祖先名号，即“伯乍（伯）彝”。

这种“承前省略”是古藏语的一大显著特征，在同一段文字中，不管是人称代词，还是谓语动词，只出现一次，后面都承前省略掉了。

商代早期铭文通常只有一、二个字，多的也不过四、五字，晚期出现了字数较多的，但也未超过五十字，铭文一般都刻在器物的内部、圈底等不太注目处。

这些铭文字数虽少，但我们可以从大量范例中清楚地看出，其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语言。

注意这个“彝”的读音，它来自古藏语“语言、文字、书信”的读音 ཡིག་（拼音转写yig，读作“yi”），但古人把它画成了用双手放飞一只鸟的形状：

三个金文“彝”字

上图三个鸟形“彝”字，鸟喙旁有几个表示墨水的小点，就代表要捎带的文字、口信或话语，意思非常明白，古人就是要让此鸟把祝祷之语带到天祖那里去，以“上达天听”。

因为古羌人有文字为“鸟龙”的观念，而这就是“佉卢文”称谓的由来。全称叫“佉卢虱咤”（记载在汉文佛教典籍《法宛珠林》中），这是一个典型的藏语称谓，其中的“佉卢”（qu lu）是对“凤”的尊称，而“虱咤”（shi zha）是对“龙”的尊称，合起来意为“鸟龙文”。

有这种“鸟龙”的观念是不奇怪的，不管是西域流行的佉卢文，还是中原流行的古汉字，一开始皆专用于祭祀祝祷，远古时代，人们能想象出来的，可以把祈祷送达天庭的载体和媒介，唯有鸟与龙。这也是先秦时代，一直流行“鸟篆文”的原因之所在，其特点是每一字都被画成似鸟似龙的飞升之状。

藏语把民歌和说唱史诗叫作“拉彝”，字面含义是“颂神、言神”，藏语是倒置语序，汉语要作“彝拉”解。

文字既然有“鸟龙”之功能，很自然地，古人也会把这个谓语动词“yi”画成龙的形状，商周时代铭文中大量存在以龙形的“已”（yi）代替鸟形的“彝”的情形：

商代“鱼父已”铭文。这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一条神鱼。

周代“秉中父已”铭文。“秉”两旁画有“册”，意为受过册封的。

商代“監丁父已”铭文。他们的祖先应该有过“監”之封号。

西周“旅父已”铭文。祖先有“旅”封号。

周代“丙父已”铭文。“父”和“已”并在了一起。

    周代“箙参（妥？）父乙”铭文。祖先应该是君王贴身侍卫“箭筒士”。

上面这些铭文中的“父”，都是“神”的意思，而不是“父亲”的意思。用作谓语动词的“已”大都画成龙升之状，读音与“彝”完全相同，故可以互换。

如果有人对此“已”是“龙形”，仍心存怀疑，那就看看下面这幅更为形象的铭文吧：

河南辉县出土商代青铜鼎上的“子父已”铭文

笔者已经指出，商周时代的“子”与“王”同义，是一种极为尊贵的称号。此铭文中的“父”带有“且”（祖的本字）形，而“已”完全画成了龙的形状。

就是说，上述这些商周铭文，无一例外地都是倒置语序，那么，属于何种语系，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