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羌”字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因为它是古羌人的一个重要图腾符号，一个相当典型的logo（标志），包含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及思维方式，原始苯教三种神圣动物：乌鸦、野牦牛、猕猴，都在上面出现在了，就是此三者的一个结合体。

上部是一个飞鸟，也象野牦牛的两个角，下部则是“人”，但画作猕猴直立之状：

             甲骨文“人”和甲骨文“羌”字

甲骨文“人”描摹的不是真实的人，而是自然界中的猕猴，它虽能直立，但是站不直的，站立时双手垂在胸前，就这样古人用寥寥两笔，非常传神地把猕猴的特征刻画出来了，这应该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羌字上部这个亦鸟亦角的图案，就是一种典型的“易”的思维方式，并且是一直延续着，它在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后来上部变成了“羊”，但此“羊”最初也是指神灵，而不是指牲畜。《说文解字》：“羌，西方牧羊人也。”如果看为一种事实陈述，不能说错，因为羊确是古羌人牧养的牲畜之一，但更多的人据此解释“羌”的造字方式，那就大错特错了。

古羌人岂会把用来吃肉的羊顶在自己的头上？顶礼膜拜的只能是祖先神灵。笔者已考证指出，这个“羊”最初是指一种能赐福于人的土地神，后来被借用了，才改变了它的原始本义。“西方牧羊人”的说法明显带贬义，可以说是一种不了解古羌人宗教信仰情况下的想当然。

甲骨文羌字有的下部是曲蹲状的“女”，这就是后世“姜”字来源，“女”的原始本义也是指猕猴。

表达在甲骨文羌字上面的“乌在猴上”观念，也大量表达在了史前和先秦礼器中，只是常常被人们忽略，或者认不出来了而已：

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玉雕鸟兽器，距今约4300年，2015年出土于瓮棺葬具中，至今石家河遗址群已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

上图这件用透雕和浮雕方式制作的精美玉器，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的最高水平，上部是两只人形立鸟，就是乌鸦，或曰凤凰，下部有两只圆而大的猴眼，代表头颅，因此是一个“乌鸦居于猴首之上”的礼器。

战国时代青铜权杖，顶部一只乌鸦，类似的权杖在长江下游水网地区多有出土。

青铜权杖的下部都是猴人，只是有些猴脸不太明显，这两个则是明显猴脸造型。

青铜权杖中的鸟与猴，所表达的正是原始苯教的独特天人观，也是古羌活动范围的可靠线索，此物说明，在中国范围内，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了的华夏化进程，确是全方位持续进行着的，没有死角。

古羌活动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太密切了，但追溯原始苯教和萨满教的发祥地，却是在气候严酷的青藏高原上，这就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观点，他说：“那些越是自然条件恶劣，人与自然搏斗特别严酷的地方，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诞生成熟文明形态的地方。”

汤因比所说的“成熟文明形态”，是指作为文明内核的宗教观念，的确无有例外地都诞生在气候严酷，环境恶劣的地方，这也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一个诡异之处。

附图：“乌在猴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陕西汉中宝山镇出土的商代青铜面具，头上有神鸟和牛角，设计成了坠入神人面部的一只飞鸟。这种造型在红山文化玉面具中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