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美术丛考续编》 华龄出版社

                          金申

1983年北京西部门头沟龙泉镇龙泉务的村民在基建工程中发现了两尊三彩残菩萨像和一尊加彩佛坐像以及多件佛像残块。经勘察这里是一处辽代瓷窑遗址。从出土的大量各种生活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佛教遗物看，瓷器釉色以白釉为主，酱釉、黑釉、茶叶末釉和三彩次之。初步探明了瓷窑从辽到金的发展脉络。

内中这尊较为完整的三彩菩萨坐像（高32厘米、现藏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颇可驻足欣赏，菩萨束发戴高冠，右肩上可见绿色垂发，面型丰润，眉间有白毫，袒上身，细腰，胸部饱满，云头状项饰，上搭璎珞珠串，肩搭帔帛，下着绿色裙，结跏趺坐，尽管双手已残，但姿态依然生动。菩萨帔帛、裙部等处施黄、绿釉，皮肤部分施乳黄釉。整体比例匀称，局部细致，面部塑造尤为精道。雕塑手法简洁概括又不失精致，可说是即可远观，又可近取的辽代三彩佛像佳作。（图1）

    另一尊辽代的加彩佛坐像（高57.5厘米，首都博物馆藏），佛着袒右肩大衣，右侧手臂及体躯虽伤残较重，但可喜头部相当完整，头微颔，螺发，大耳宽额，额正中有图形凹孔，是为镶嵌白毫所予留的，五官小巧，刻划精致，双目似凝神静气，眉宇间流露出超凡脱俗之感，可以说通过脸部将佛陀的内心境界刻画得极为成功．袒右肩的大衣，衣褶起伏较大，富有织物质感，运用写实手法，雕塑体量饱满，细部充实，表情刻划细腻，代表了辽代雕塑的高度水准。（图2）

   一起出土的佛像的大仰莲座残件，底边为八角（六角）或圆形或花口形，莲瓣呈怒放形。这种束腰大仰莲座是辽代佛座的典型样式。大同华严寺辽塑佛像，应县木塔内辽塑佛像以及传世的多尊辽代金铜佛像无一不是这种类型的佛座。这件龙泉务的佛座尽管是烧制而成，但花型饱满，叶片生动，叠涩部分边缘又饰以连珠，极为精致耐看（ 图3）。

    据同出的一块三彩器座内壁刻有“寿昌五（年）”数字，更可确认此这批佛像应是辽代之物无疑。

    从龙泉务的三彩佛像而想起本世纪在河北易县白玉山峨嵋寺八佛洼发现的辽三彩罗汉，这些罗汉原在山洞内，因古董商勾结村民全部卖到国外，目前可知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公私收藏共有十二、三尊左右（图4）

    笔者曾专程考察了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所藏罗汉，这些罗汉的体躯颇大，都在真人大小，罗汉们年龄少长有序，个性分明，头部、手部塑造的极为生动，造型扎实，表情传神，呼之欲出，是震撼人心的大手笔之作。感叹我国古代艺匠千年前即有如此深厚的写实功力，又有深邃的艺术内涵的人像雕塑实在远胜西方中世纪冷冰冰的没有体温感的石雕。

    这些三彩罗汉也是以黄绿为主，肌肤部分用乳黄釉，与龙泉务三彩辽佛的质地材料极为近似。故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易县的三彩罗汉可能是龙泉务的产品而运到八佛洼的。此说虽是一家之言，但作为辽朝所辖境内，当年陶瓷窑可说数不胜数，且瓷窑搭建并不费事，简易瓷窑，片日可成，如此真人大小的瓷罗汉，数百里从龙泉务运输，舟车颠簸似非易事，故易县一带当年也应有瓷窑，只是窑址尚未确认而已。

1980年笔者参与郑隆老师带队的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仑旗前乌力布格村发掘辽墓并临摹壁画。听当地老乡说，辽河对岸有一农民在村外取土时挖出了三个瓷人，队长认为线索重要，就派我去查看。淌水过河十几里路，实际上已经是辽宁省的彰武县境内。当我看到农民手中的瓷佛，暗吃一惊，一佛二弟子，应该属于辽代白瓷，主尊佛像略有伤残，并无大碍。与农民交涉收购，第一次没有谈成。第二天众人再去，终于谈妥，现已成为内蒙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多次在海内外博物馆的《契丹文物展》上展出过。此三尊瓷像写实性很强，尤其是老年的迦叶像塑造的人物造型生动，须眉毕现，目光如炬，表情深邃睿智，年青的弟子面目单纯俊朗，单纯可爱，可见辽代的雕塑艺术功力极强。（图5-6）

从龙泉务瓷佛和易县瓷罗汉及内蒙的白瓷佛像可知，辽金时代由于严重乏铜，大型佛像多不用铜铸而以瓷质代替，三彩器佛像一时多有烧制，且达到了技艺纯熟的境界。龙泉务的三彩佛像与易县罗汉，内蒙的白瓷佛像艺术风格相通，技艺上也可相互媲美。重要是龙泉务瓷佛添补了易县瓷罗汉群中至今还没有发现菩萨像的缺环，为我们今天全面研究辽代陶瓷佛像的艺术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