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书中指出，华夏文明虽有“农耕文明”之称，但却不是在花开花谢、岁月静好中起源的，而是在“游牧奴役农耕，而后融入农耕”的规律中起源，一部华夏文明起源发展史，游牧奴役农耕是永不改变的主旋律。

这个观点一下子很难被人们接受，因为与祖先崇拜为特征的传统文明起源观太过抵触。这也是笔者文章虽属纯粹的学术研究，却也会不断遭到举报的原因所在。

但问题是，如此大量的考古事实，历史记载，雅言字读音来源明摆着，并不以你的好恶、意志，或者无法正视而改变。笔者以为，文明起源研究需要超脱的胸怀，不要与现实政治扯在一起，否则你的研究必是那种削足适履的行为。

笔者以为，华夏文明起源的真实场景可用一字和盘托出，这就是“耕”字，可惜还从未有人把它说个明白！

“耕”的读音，可以肯定，来自古羌藏语，因为只有古藏语的“kheng”能与之音义皆合地对应起来。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书中，它属于频繁出现的字符，藏文写作 ཁེང་ 读作“耕”，通常是指那些从战争中掳掠而来，已驱为农田中劳作的奴隶。

吐蕃社会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它从部落军事联盟扩张而来。宋代《册府元龟·吐蕃国》言：“（吐蕃）唯以淬砺为业，罕务耕耘。”就是说他们属于典型的高原游猎民，有的部族内部也存在一些种植业，但只是补充。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出征掳掠有固定的时节，就像农人的秋收冬藏一样准时。他们总是在秋末冬初集结，开春便鸣金收兵了，返回高原深处游牧去了。获胜就占领城池，派兵驻守，不成就杀掠一番，满载而归，绝不空手而返。第二年此时，吐蕃骑兵又至，如此这般年复一年地重演着，因为这就是他们世代延续着的生存方式。

唐与吐蕃最后是以贺兰山为界了，山以西全归吐蕃版图。《唐建中实录》：“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悉以为婢仆。”

吐蕃自古就有“捉生为奴”的习俗，藏语叫作“弥捉”（mi bzung）。赞普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掳掠人口，当做财物用于赏赐。如此捉来的奴隶人口与猎获的野兽是一样的，可以由奴隶主们任意处置。

唐《沈下贤文集卷十》：“自轮海已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间，或散出野泽之中。”由此可知，陇西地带的垦殖范围当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从而成了吐蕃最重要的粮食基地和财富来源。

为了管理征战得来的可垦殖区域，赞普在此设立了“通颊五万户”，任命“德伦”（大相）管理，下辖五个“万户长”，藏语叫作“乞利本”（意为“天虎”），地位相当于西周时代的“大夫”，大夫之国就叫“家”（颊）。

藏语的“通颊”是“军国”的意思。被驱掠而来的耕奴被指定在一块可垦殖的土地上，不许自由流动，有严格的隶属关系。

在“捉生为奴”习俗上建立起来的吐蕃“通颊”军国，是真正的奴隶制社会，是完全意义上的西周“井田制”再现，这些都可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中清楚地看出来。

吐蕃王朝中，奴隶主贵族们的土地和耕奴是同时被授予的，他们有“计口授田”的习俗，多少土地搭配多少耕奴有定规，土地的单位是“突”（dor），耕奴的单位是“户”。

这些都是军功的奖赏。吐蕃文书中多有“赞普赏赐娘氏曾古者为念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韦义策者……一千五百户”“赏赐蔡邦纳森者为温地方孟氏堡寨奴隶三百户”之类的记载。

吐蕃内部还有“九头领”“七牧者”“六匠人”“五商贾”“三执者”之类的等级划分，而“kheng”（耕）始终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平时为主人从事农业生产及各种家务性劳动，战时就充当兵丁到前线去送死，或充当后勤人员供使唤。

在那里，各级行政官吏的“俸禄”也是一定份额的土地，藏语叫作“xin”（薪），吐蕃文书中多有“财政官莽布支农田一突半”“门穹俸禄田一突”之类的记载。而僧人似乎是以奴隶看守人身份出现的，吐蕃习俗，奴隶主如果绝嗣了，他的土地和耕奴可归僧人所有。

有严格的等级礼制是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吐蕃的奴隶身份是永世不变的，奴隶生下的仍是奴隶，藏语叫“羊艮”（yang kheng）或“宁艮”（nying-kheng），地位甚至更低。藏语把这种由血统而来的贵贱等级叫作“查里木”（chae rim），本义是“血的、根本的”，藏语把“血”叫作“查”。

有言曰：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吐蕃的发明，这些其实早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发生过了，并且早就被记载了。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密码”，它隐藏在一种古老生存方式中，条件一旦适合，就会毫不走样地再次表达出来！如若不信，请看《汉书·刑法志》关于商周井田制的记载，其曰：

“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秋治兵以猕，冬大阅以狩……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殷商时代以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为基础建立的“井田制”，难道不是更早时期的“通颊”军国？上文中只不过少了耕奴从何而来的记载而已！

古字“耕”是会意字，由表示黍谷的“禾”，或权利的“耒”，加上“井”组成，可以肯定，它原本就指井田中的耕奴。

六书通中的“耕”字

《周礼》井田制有“百夫有洫，洫上有涂”的记载，规定百夫长的“涂”上要修有路，且“路宽八尺”，要能让马车通过，以便奴隶主驾车巡视。

所有“井田”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垦殖前统一规划，切割分配的结果，如此才会形成规整的“井”字形。

“涂”的造字方式就可以看出，原本是指用来收“租”取“余”的有水田土，那么，其原始读音就非藏语“dor”（突）莫属。在藏地，这是沿用至今的土地单位，一“突”等于中原汉地的十亩。

敦煌吐蕃文书中的“kheng”译成汉文时，有的写成了“艮”，不是偶然巧合，因为“艮”本义就指奴隶，或曰“小人”。《六书通》“艮”画作“大目下一小人”，此“目”代表猴王，“小人”就指奴隶。藏语的kheng又指脚掌骨以下部位（跟），身体上最“下等”的部位。就是说“耕”与“艮”原本就是同源字。

游牧民族固有的十进位制结构在入主中原后，很自然地就会形成相应占有方式。从《汉书》的记载可知，这些统治者一开始都不事农耕，也不定居，他们专事“税”和“赋”，即索取，他们平时仍以“猕”和“狩”为业，所谓“秋治兵以猕，冬大阅以狩”就是继续祖先的游猎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即是军事威慑力，而这正是吐蕃“通颊”的情形！

井田制的真实面目早已经被儒家学说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书再次把这种游牧奴役农耕的方式昭示于天下。笔者以为，这些文书已经穿越时空，像镜子一样把“先王”们的民族背景、语言背景映照出来了，其对文明起源研究的价值，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的！

（提示：研究敦煌吐蕃文书，可重点参看《王尧藏学文集》）

附图：

吐蕃大将骑马作战金浮雕，青海都兰县热水吐蕃贵族墓群出土。浮雕风格与中亚出土的斯基泰武士骑马形象相似，身上的袍服与大昭寺银壶上的吐蕃战将相同。注意，此战马头上缀有一个野牦牛毛制作的鸟形球，马尾上打着代表征服的十字结，这是吐蕃特有的习俗。

甘肃武威雷台大墓出土的东汉“马踏飞燕”青铜神马。是为“张氏”国的王陵，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制作的王家卫队和仪仗雕塑。注意，所有战马头上都缀有一个球，尾巴上有结。同样的装饰说明，张氏国统治者确是来自青藏高原的羌藏类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