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市有一座以汉字发展史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其标志性建筑物是“字坊”，一个放大了的甲骨文“字”。但应知，它最初并不是指“文字”，而是指部族名，亦即姓氏。

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前广场上巨大的“字”雕塑

甲骨文“字”，由表示蒙古包、毡帐的“宝盖”和里面一个“子”组成。笔者已说过，这“子”原本与“王”同义，绝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称的。因为这个“字”最初指部族名和姓氏，及族徽之类表示血缘关系的符号。古代的部族名就是部族首领的名号，远古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不隶属于权力的，人也不例外。

汉字发展史上，是先有这种血缘符号，而后才有标识语言的文字。许多古汉字原本就是族徽，这使它一开始就带着神圣的光环，拥有强大的替代各种方言词汇的能力。在汉语范围内，没有哪种方言不被这种文字语言大量替代过了。

特别要注意，古代突厥语也把文字叫作užik，读音与“字”相同，但突厥语首先是指“姓氏”。古代中亚普遍流行佉卢文，这个“佉卢”是古藏语对乌鸦的尊称读法（雀+lu），因为乌鸦是血缘的象征。佉卢文也叫kharosthi（哈喇虱叱），字面含义是“黑色的王字”。所有这些，都与甲骨文“字”原始本义相通，这不会是偶然巧合。

“字”是从“子”来，那么，“子”的读音又从何而来？笔者考证，它来自古藏语对野牦牛的称呼。野牦牛就叫作“zi”，西藏有地名叫“林芝”，即是“神牦牛”的意思。藏族起源于“牦牛六部”，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在林芝下凡，曰：“当初，天神之子聂赤赞普从天而降，遂来做吐蕃牦牛部之主宰。”因为在原始苯教中，野牦牛有“世界本源”之义。

西藏有地名叫“止曲”，意为“牦牛河”。敦煌文书中，孙波王被称为“止氏王”。因为藏语的“zi”有滋养、繁殖、孽生之义。这“子”最初是部族首领和大夫称号的原因也在这里，他们被视为部族之本源。

有人会疑问：华夏古人难道就没有抽象的“文字”概念吗？当然有的！但不是“字”，那是“书”（書）。

金文“書”由上部表示手握笔的“聿”，中部表示墨水的几个“丶”，下部表示话语的“口”组成。“书”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因为在阿尔泰语中，词根词是没有词性的，可随便用，例如：

《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这个“书”指文字，是名词。

《墨子·尚贤》：“书之竹帛，琢之盘盂。”这个“书”是动词，指“写字”这个动作。

金文“書”中为什么要有“水”呢？因为用来写字的都是“水”，不过是带有某种颜色而已。藏语、阿尔泰语的“水、河流”读作su或usu，例如内蒙古有“毛乌苏沙漠”，其中“乌苏”就指水、河流。就是说“书”的读音并非来自汉语，来自另一种语系！

蒙古语至今把“文字”叫作“usu”。例如蒙古语：

Monggol    usu-g    sur-ya！  （来学蒙古字吧！）

蒙古       书       索也！

蒙古语词根词usu后缀-g后就成了名词，特指“文字、字母”。

殷墟出土的白陶残片，上有用毛笔写的“祀”字。从落笔、行笔、收笔中都可以看出它是用毛笔写上去的。

由于时代及视野的局限，古儒在说文解字的时候，通常把无法解释的字一概说成是形声字。例如，《说文》：“书，箸也，从聿者声，商鱼切。”笔者以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音韵学家为把这个“者声”观点说通，通常是把“者”说成原本读作shu，只是后来声母改变了。但笔者以为，这是一错再错，他们对古儒说法太过相信的缘故。

笔者敢说，许慎《说文》里那些被说成“从某，某声”的“形声字”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算是被他蒙对了。

笔者已指出，在汉字起源过程中，是先有观念而后有字符，文字不过是古人已有观念的一种投射，汉字造字方式中烙印着古人的思维方式和宗教观念，及与之而来的价值取向。但传统文字起源观是颠倒着看的，音韵学家很少会去关注汉字中承载造着的文化观念。笔者还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汉字起源不可能超越语言学一般规律。但传统文字起源观否认汉字读音来自某种口语，他们认定读音也是古人创造的，也因此他们总是在汉字的范围内解释汉字，绝不把目光扩大到其他语言中去，如此，焉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