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释画研究与探讨(上)
                                     北京 图文/肖兴义

一、道释画的起源
道释画为水陆道场画范畴。起源于古印度。中国的水陆道场画创始于南朝，为梁武帝为超度他的亡妃郗氏所设。水陆画便是举行水陆法会时所悬挂的一种道释人物画。
水陆道释画内容以佛、菩萨、罗汉、诸天为主，兼及道家人物及世间众生，是佛教世界观中各种有生命群像的体现。和西方绘画艺术（尤其是人物画）的兴起发达一样，中国的最早人物画也起源于宗教人物画。因为，画家们只有怀着宗教的虔诚之心，才能创作出丰富灿烂、千古流传的传世佳作。所以，中国人物画的鼻祖，莫不推顾恺之、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这些道释人物画家。（图一、吴道子观音菩萨像文革前碑拓本）

二、道释画的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本土的道、儒文化相碰撞、融合，最终与儒道并立为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绘画艺术，受佛教影响非常大，先后出现道释画、僧家画和禅意画。后与中国绘画融合，历经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代达到鼎盛。
最早系统全面地讨论、整理、研究道释画的资料是北宋晚期的《宣和画谱》，作者将“道释画”列在卷首，详细记载了善于画道释的画家四十九人，道释画作品一千一百七十九件。《宣和画谱》的作者认为，儒、道、佛三家的圣像都应该属于道释画之列。最早的佛画，完全照搬印度画法，汉明帝遣史“写浮屠遗范”，并“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1、2]，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佛画仍用印度画法。蜀僧仁显《广画新集》记载：“昔竺乾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天下盛传曹矣”[3]。康僧会是一名印度僧人，三国吴赤乌十年到建业，孙权尝为其建造佛塔寺。《历代名画记》记载：“连五十尺绢画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遗法度，曹不兴能之”[4]。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到，曹不兴绘画技巧非常高超，然其所画佛像为“西国佛画”。另外《历代名画记》中还记载：荀勖、卫协、晋明帝等人都长于画佛像，并且他们所画佛像，和曹不兴一样，也是运用印度佛画方法。因此，东晋以前和东晋前期中国人画佛像，都完全没有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进行再创造，而一直沿袭从印度流传过来的方法。最早将佛像、佛画中国化的人是戴逵。[5]逵之前无此记载，戴逵为东晋末人，而卫协大约活动于曹魏、西晋之交，当时佛画是不可能中国化的，所以就无从谈道释画了。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北两方，有不同发展方向，其佛像和佛教绘画发展也不同。在北方，统治者大多为西北少数民族，其文化较之汉族有很大差距，因此，他们崇信佛教，并很快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统治者大力的提倡与支持，他们为佛教设立太学，建立寺院，大量的翻译佛经，其中译经最著者是姚秦时期，龟兹僧人鸠摩罗什被请到长安翻译了《大乘佛经》等大批经文。为中国道释画的产生营造了文化氛围。促成道释画原因有：
其一，五胡乱华，晋室东渡，大批文人名士也纷纷过江。这一大规模的迁移运动，不仅给江南带来先进的文化技术，魏晋盛行的玄学，也很快在江南大地流行开来。在这一社会环境之下，佛教要想在江南传播，就不可能象在北方那样，直接地去宣扬印度佛法，因为南朝名士大都热心于谈玄，想让他们接受并且认可，必须与玄学结合，以适合其口味。因此，释道生及其弟子慧远的“佛玄”思想，便在此时应运而生。所谓“佛玄”，是以佛法为主，玄学为辅，以佛法来融汇玄学，用玄言来解释佛法。[6]为佛教的中国化迈出重要一步。更为道释画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名士、士大夫们，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们接受佛教，首先接受的是佛学思想，然后才是佛像和其他。而一般的人接受佛教，首先是要接受的是佛像，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要说佛教流行不久的南北朝，就是千余年之后的我们，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剃度的出家人，也根本不知道佛学思想是何物。那么普通人要接受佛像，就必须是神人或者是圣人，他们才能有所求，才可能参拜。然而印度传来的佛像（画）的形象，无论从审美习惯，还是从思想感情上，都不能引起人们崇拜的意识，要使人们望而生敬，就必须是中国样式的佛像。因此，就需要有艺术家进行改革创新人物画，既要融汇中国的传统绘画方法，又要能为国人认可是神圣的形象。这样道释画就产生了
其三：在魏晋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道家思想，主要是玄学）的第一次融合，促成了中国道释画的形成，又经南朝的宋、齐、梁、陈，隋，唐几代人的完善，而终蔚为壮观，并逐渐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宣和画谱》中，记载了善道释画的画家就多达四十九人，居所列各科画家数量之首。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在山水画兴起之前，是道释画占画坛主流地位。随着唐代中期禅宗南宗的兴起，山水画逐步代替了道释画的主流地位，道释画走向衰落，唐以后各代善道释画的画家也不乏其人，只是道释画处于从属地位了.(未完待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