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

           ——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

                                      郭大顺

      “三岔口”和“Y”形文化带，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原与北方这南北两大文化区从史前到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及其间相互关系的形象比喻，也是苏先生在论述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到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一个重点所在。

               一

      “三岔口”指的是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在北方地区商以前古文化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所谓‘三岔口’，指的是它东北方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一方；它西南方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一方；它西南方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夏商文化’为一方；它西方的‘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为另一方”。三方的文化因素在张家口地区“碰头”。

    这一概念是1982年苏秉琦先生在河北省蔚县三关考古工地举行的考古座淡会上形成的。1984年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考古座谈会上，苏先生又对这一概念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当时的形势是，苏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文章刚刚发表，这一理论所要达到的“为探索十亿中国人、56个民族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的学术目标，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响应下，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迅速深入。苏先生则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作为突破口。在苏先生的建议下，从1978年起，吉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选择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进行发掘，发现北方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在这里共存，达到预想效果。与此同时，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各个区域也都有出人意料的考古发现，如辽西和内蒙古东南地区，在提出两种新石器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与两种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又到的“为探索十亿中国人、56个民族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的学术目标，在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响应下，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迅速深入。苏先生则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作为突破口。在苏先生的建议下，从1978年起，吉林大学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选择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进行发掘，发现北方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在这里共存，达到预想效果。

与此同时，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各个区域也都有出人意料的考古发现，如辽西和内蒙古东南地区，在提出两种新石器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与两种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又召开研讨会。与会的学者，都是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第一线工作或研究课题与这一地带关系密切的人员，大家边看标本边议论，不提交论文，却因为有共同的课题，而有深入的讨论，并带着会议取得的收获，回到各自的工地指导工作。

就是在这次会上，苏先生在观摩了三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和筛子绫罗龙山文化出土的袋足器标本后说：“ 经过初步排比，相当六千年前后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冈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实例是“龙鳞纹与花卉图案彩陶的共生现象”(图一)。

       “在筛子绫罗早期单位中发现的一些特殊现象，袋足器的主体(腹)类似尖底器，有些袋足里壁有纵折绉(这是小口尖底瓶末期制作痕迹的一种特征)。这类遗迹中袋足器是常见物，发展演化幅度不超过从斝类到斝式鬲范围。对我们探索燕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斝鬲类器渊源总算找到一种可能来路”。

        由此他提出张家口地区是辽西、中原与河套三个地区三种不同渊源古文化的交汇点的概念：“源于陕西华山脚下的成熟阶段的庙底沟类型两种特征因素——双唇小口尖底瓶和攻瑰花图案彩陶，在这里延续到它们的后期阶段中止了。其平面分布的东北向范围也到此止步。其二，源于辽西(老哈河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因素——鳞纹图案彩陶彩绘斝、鬲类陶器等，从东北向西南，经过冀西北部，延伸到太行山脚下的拒马河、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一带)。其三，源于河套一带的蛋形瓮、三足蛋形瓮等，自西而东分布延伸，大致到此为止”。结论是“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 三岔口”概念的提出，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课题研究的开始。此后不久，在辽宁西部山区东山嘴与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鉴别出更为典型的原始型三袋足器起源系列，这意味着从“三岔口”分别向东部和西部延伸，已可以找到与这一文化交汇的后果和来源有关的线索。北方地区取得的这些研究成果，促成了对中原文化形成和发展研究的新思路。在1985年11月于山西省侯马举行的晋文化讨论会上，苏秉琦先生提出晋文化的性质不仅仅是中原文化的一部份，还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的枢纽，这就将辽西、冀北与晋北，通过晋中南与中原联系起来，于是一条反映古文化移动路线和相互关系的“Y”形文化带显示出来。

        在这次侯马晋文化会上，苏先生还以一首《晋文化颂》的四句诗，为这条“Y”形文化带做了形象的注解：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首诗将当时从中原到北方地区与文明起源有关的考古发现，分为距今5000年前、5000年后、4000年后这三个大的时期，揭示出一条从中原经太行山北上，与从大凌河越燕山南下，在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相遇，又北上到辽西，再折回到桑干河上游与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会合，再南下到达晋南的陶寺的文化移动路线(图二)。按苏先生的原意，这首诗的落脚点是晋文化渊源，核心部分则是燕山南北地区的新发现。

        可见，“Y”形文化带可以视为“三岔口”的延伸和发展，但又远非如此，前者与后者比较，不仅是地域的扩大，尤其在内容上有很大深入，那就是从考古学上寻找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所以，这两个概念虽然是1982到1986年这几年间提出的，但今天重温仍具指导意义。

           二

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文化起源，寻找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结合点，是几代历史、考古学家为之奋斗的目标，苏秉琦先生立足考古实践，更寻求理论上的突破。他不局限于在一贯被视为中华民族摇篮的中原地区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而是将这一重大课题的重点，放在了中原以外地区，特别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及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上。

这又可以从几个层次理解。

一是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观点看，北方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是平行发展的两个区系，而并非前者为后者的“衍生”支系。这是首次提出被视为边疆地区的北方与中原地区文化发展同步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当然是建立在中原和北方各自年代序列清晰、相互有所对应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根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各大考古文化区诸考古文化的发展大都是同步或大致同步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同步并不等于对等，它们的发展又是有先有后的，影响也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次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最初在中原以外地区出现并对中原产生影响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原地区与周围地区文化交流的关系，不是象光和热那样由中原向四周放射，而是如车辐聚于车毂那样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更是如此。以后他又提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北方地区的某些地域如西辽河流域甚至“先走一步”。这些观点都和传统史学一向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论点有着明显差异。

二是把文化交汇视为文明起源的一个原动力。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并非单一，在不同的阶段和地区，又可能各有特点和侧重，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也会各有不同和自身规律。就“Y”这一文化带看，由南北交汇到西北与东南交汇，大致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和两种形式：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汇在先(距今五六千年间)，交汇的形式是“碰撞”，后果是象征中华5000年文明的红山文化“坛庙冢”在辽西地区的出现；源于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与源于河曲地区的蛋形瓮结合在后(距今五千年前后)，交汇的形式是“熔合”，后果是诱发三袋足器的诞生，并促成西北与东南更大范围的交汇和龙山时代的出现。先后两个阶段的文化交汇方向有所变化，共同促成了各地文明的形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