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三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此为从“三岔口”和“Y”形文化带这一概念的核心，这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两大阶段都有典型的表现。距今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与红山文化的南北交汇，促使中华文化的传统初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距今五千年后的河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西北与东南交汇出现的龙山时代则为三代文化奠了基。它们都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其出现也都与文化的变汇有关。所以，苏秉琦先生高度评价这“Y”形文化带在中华文化起源史上的地位，称之为“中华文化史上最活跃的熔炉和文明曙光升起最早最光亮的地区，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

        四是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结合。以上诸考古文化的中心所在、移动路线和相互关系，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对这一考古现象在短短几年内被揭示出来，苏先生并不掩示他的兴奋之情：“其时、地、文化面貌与传统史学《五帝本纪》所记‘五帝三王’时‘诸侯相侵伐’，继之‘尧舜禅让’，再后是‘逐鹿中原’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相符合”。“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

        以上在学科理论指导下立足于考古实践得出的研究成果一再提醒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化起源与文明起源，如果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原以外地区，特别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北方地区，将会使这一重大课题的进展受到影响甚至停滞不前。苏先生将中华文化起源与文明起源的重点，放在了北方地区及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上，使长期成为中国古史上的一些疑点迎刃而解，是拨正了研究这一类重大课题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苏先生以为，实现考古与古史传说有机结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三次著文，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号召。

               三

“三岔口”和“Y”形文化带这两个概念都涉及内蒙中南部地区。重点是三袋足器的起源以及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文化区的关系。

     三袋足器从龙山文化到战国时期，一直是中国从中原到四周地区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但它的起源，却是困惑了考古学家几十年的一个难题。安特生提出过三个小口尖底瓶的下部合并组成三袋足器，但只是一种推测。40年代，苏秉琦先生在整理斗鸡台发掘材料时就在寻找瓦鬲起源的答案，以为：“瓦鬲的发生，大约是出于陕豫之间的一种古文化，其年代则约当仰韶期的彩陶文化哀落后、龙山期的黑陶文化未繁盛前的一段期间。应在距今四五千年间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间”。他曾在中原地区寻找未果，却最终在80年代初于冀西北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址里，找到了结构近似于晚期小口尖底瓶的原始型三袋足器的实例，于是1983年在《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出版之际，苏先生在为《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一文所写的《补记》中，已用实例再次追溯鬲的起源，“有的地方确有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后裔底部构成新型的袋足斝类器，尔后再由它转化为鬲形器的例子”。次年他在内蒙古河曲地区找到更为确凿的证据，即小口尖底瓶晚期形式与早期鬲相衔接的标本。

        冀西北的有关标本出土于张家口蔚县筛子绫罗龙山文化遗址，这处遗址中出土的袋足器的主体(腹)类似尖底器，有些袋足里壁有纵折绉，这是小口尖底瓶末期制作痕迹的一种特征，这已如前述。

内蒙古自治区河曲地区的标本出自准噶尔旗阿善三期遗存，共两类，一类是末期小口尖底瓶与早期三袋足器——尖圆底腹斝，它们的细部变化一致，不仅如筛子绫罗遗址那样外壁形状相似，共存的袋足与小口尖底瓶确都是“器里壁都有纵折绉”，且它们的底部都有实心乳突，说明它们曾交错共存；另一类是在河套地区的土著文化中，特有的一种蛋形瓮有向三足蛋形瓮演变的完整演变序列。前后两类又可分别进行比较：具乳突尖底瓶底与绳纹类似前者的乳突尖底斝；篮纹实心乳突圜底斝与篮纹三袋足瓮(图三)。就晚期小口尖底瓶多见且具完整的发展序列来看，河套东北一角的准格尔旗这一小块古文化整体特征因素组合与中原相同，而就蛋形瓮的多见，且变化快、序列完整来看，则是只见于准格尔旗这一小块古文化，而不见于中原地区。

        经过如此逻辑严密的排比，苏秉琦先生以为终于从考古学上找到了三袋足器起源的证据：“ 在河套地区东北一角的袋足器很可能是从蛋形瓮发展到三空足瓮与斝”。“源于关中的尖底瓶(仰韶文化主要特征器物之一)与源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结合，诱发三袋足器的诞生”。即以一个小口尖底瓶的底部作器底，三个尖底瓶的下部作为三个袋形足，底足结合而成了鬲的雏形——斝、斝鬲和有关的三足瓮。

        因此，苏先生的结沦是：“三袋足器的起源，不在中原，而在内蒙古河曲地区”。

        瓦鬲作为一种在中国从史前到战国时期普遍使用的炊器，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尤其是鬲的形制特异，多变化，是中国古文化的特有之物。所以苏先生特别重视鬲在中国古文化中的地位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以为瓦鬲是“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并由鬲的起源和发展演变，寻找中国古文化的始源与流变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的《补记》中，他在区别周式鬲与商式鬲之后，结合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又分出与商式鬲有关的燕式鬲和制作方法特殊的楚式鬲，并以为对这种中国古文化的‘代表性化石’所作的系统研究，将有助于探索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学术课题”。

        所以当瓦鬲起源的确凿证据从冀西北到内蒙古河曲地区被找到时，苏秉琦先生必然更加强调这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在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意义，对此，他是从以下两个方而加以论述的。

        一是仰韶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直接联系。20世纪50年代庙底沟二期文化发现后，多以为已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先后继承问题，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变化，所受东方的影响较大，是跳跃式的突变为主的形式，其间的连续演变关系尚不清晰(可参见拙文《大汶口文化陶器礼制化进程及其意义》，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而仰韶文化最具特征性的文化因素——小口尖底瓶演变为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典型文化因素——鬲，则为其间的文化承袭关系，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直接资料。

        “这项线索的重要意义是：把源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更加明确无误地同青铜时代的鬲类器挂起了钩，而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是发生在属于北方文化区系的河套，两种渊源似乎并不相同的文化的结合或接触条件下产生的奇迹给人以启迪。至于在此之后整个中原，甚至南到长江中下游发生的大规模、大幅度文化面貌转变，更发人深思”。

        二是由鬲的起源联系到文字的起源。甲骨文中有“丙”和“酉”字，它们代表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三个时期(七千至五千年间，四千至五千年间和四千至两千年间)的特征器皿。“这两个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代人们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值得注意的是，“丙”和“酉”这两个字都并非一般文字，而是属于与祭祀礼仪有关的“干支”系列，这同小口尖底瓶所具有的祭祀功能正相吻合，从而把鬲的起源与文字的起源，也就是与文明起源的具体进程联系起来。

        至于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这两个地区间的关系。它们都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中的一部份，是渊源有所不同而东西密切联系的两个文化区。辽西区属于东北渔猎文化区及其前沿，在具有强烈的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又有大幅度吸收相邻文化先进因素的优势，从而文明发达较早。而内蒙古中南部农牧文化交错共存，似中原文化的亚区，但农牧交汇产生文明火花，三袋足器起源即是。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东部的高潮在先，以红山文化的发达为标志。西部的高潮在后，以三袋足器的起源为标志。虽然当时南北之间是交汇的主线，但东西交流渠道是畅通的。

        新石器时代中期，辽西地区有查海——兴隆洼文化的发达，并向燕山以南发展，内蒙古中南部尚未发现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材料。两个地区的关系从红山文化时期起有所显示。红山文化彩陶中，以仰韶文化的影响为主，也有来自西部的因素，如棋盘格状的几何图案；同时，红山文化也影响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据研究，庙子沟文化出现的筒形罐和敞口折腹盆，就有来自红山文化的因素。此后西部对东部的影响加大，辽西地区小河沿文化的筒形罐，虽然继承了当地筒形罐的传统，且发展演变序列清晰，但小河沿文化的筒形罐上的饰纹，一反东北地区特有的压印“之”字纹等，而改变为风格和传统完全不同的绳纹，在陶器上装饰绳纹，在中原地区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生较早，发达时间长，庙子沟文化的筒形罐全部装饰绳纹，故可以为，小河沿文化的筒形罐，也有来自西部庙子沟文化的影响。双耳侈口罐在小河沿文化出现时间较晚，发现数量也较少，而在庙子沟文化，这种双耳侈口罐及双耳罐等相关器物发现甚多，可以认为，这是小河沿文化接受了来自西部庙子沟文化的因素。至于敞口折腹盆，由于辽西地区在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小河沿文化的折腹盆，数量多且发展演变序列清晰，可能与庙子沟文化的同类器是并行发展的关系(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编著：《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542页)。

        总之，距今五千年前后，东西方的交汇是较为频繁的，大约五千年前以相互影响为主，五千年后，则西部对东部的影响加大。

        这种西部对东部影响加大的趋势，从此一直未断而是有所加强，这同西部文化的发达和东部具有吸收先进文化因素的优势有关。内蒙古中南部石城址和三袋足器出现较辽西早一步。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三袋足器应就米源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此后辽西地区魏营子时期的花边鬲，北方式青铜器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大量草原文化因素都有来自西部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西部的这些文化因素，都成为辽西地区这几种青铜文化的主要文化成份，可见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西部与东部关系之密切以及西部对东部文化影响之深。

        以上说明，内蒙古中南部作为三袋足器的起源地，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曾同时影响中原地区和东北南部地区。所以，苏秉琦先生以“中原五千年前后一次巨变的风源”来评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那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