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夏家店下层遗址是距今约4300－3600年的古迹，分布范围很广。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赤峰和辽宁地区，河北地区也有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上承新石器晚期文化，向下延伸到商周之际，有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其早期文明具有完整的国家型态，是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最高水平。

      殷墟出土后，蛮夷学者在关内到处刨地掘坟，试图找出殷墟之前的夏朝都城遗址，以证明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结果他们大失所望，就胡说八道起来，凡是哪里泥土上C14沾点边的，都称是夏都城，有的在考古年代上夸大其辞，有的干脆说商文化是外国传来的，甚至有的说是外星人带来的。最后，他们找到二里头遗址，如获至宝，考证的结果却是夏晚期遗址。

      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广泛，时代连续，文明水平发达，具有完整的夏文明符号，覆盖了尧舜禹夏商直到周朝初期的整个历史时期。

      大山前遗址只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之一，位于内蒙古喀喇沁旗，有6个地点。第1地点（简称KDⅠ）出土了大量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本文从经济形态和环境背景角度研究大山前遗址，对于我们了解内涵丰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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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
 
王立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摘要：通过大山前遗址出土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以往被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掘土工具的磨制石铲和打制石铲（或称石锄），其实并不适合于翻耕土壤。当时主要的掘土工具可能已普遍采用了木质的耒、耜。翻耕工具的革新，加之中耕工具的发达，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属于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类型，与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相比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合粮食颗粒和动物骨骼的鉴定与分析，可以认定大山前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作农业经济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作为重要的辅助性取食手段，狩猎所起的作用已十分有限。这种经济形态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亦十分相似。而较今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支持粟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关键词：大山前；经济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
 
以往的发现和研究业已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农业文化。但是，该文化的农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构成？各类工具的功能如何？已有的观察仍有不够全面之处。对于遗址中所出动物骨骼，以往的发掘多数也只鉴定出种属，而缺乏对各类动物所占比重的统计分析，其认识亦有待深入。在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的发掘中，我们不仅全面收集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地层及遗迹单位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及其残片，细致观察和记录了坑穴和灰沟中遗留的工具痕迹，而且系统采集了动物骨骼、粮食颗粒和木炭碎块，还在两个地点割取了孢粉土样。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复原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对于综合考察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业方式与人地关系，也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

1996-1998 年度发掘的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第Ⅰ、Ⅱ、Ⅳ地点（以下分别称之为KDⅠ、KDⅡ、KDⅣ），出土有大量石制品。其中磨制石铲、打制石铲、斧、石刀、磨盘、磨棒等应是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此类农具在石制品中占居大宗，尤以磨制石铲数量最多。据 KDⅠ遗迹单位出土石器的统计，磨制石铲及其残片数量高达 247 件，占形制明确的石制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从保存完整的此类石器的形制看，基本可分两种。一种是顶窄刃宽、两侧边斜直，平面近于梯形，另一种平面呈凸字形，有明显的肩部。这类石器虽磨制精细，却往往在铲体上部的两侧保留一些打击的疤痕，而恰在这一部分的铲体两面常见缚柄的痕迹，说明这些打击疤痕的存在正是为了增加缚柄的牢固程度。铲的刃部多为偏锋，少数为正锋。有不少因经久使用而刃部斜弧，刃缘有凸凹的崩茬，磨蚀痕均垂直于刃边。以往不少学者认为此类工具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掘土工具，适于翻地、挖坑，也可用于铲地，松软
土壤。实际上，此类工具的长度短者仅 8.64 厘米，最长者也不过 19.2 厘米，多数长度在9.7—18 厘米之间，除去铲体上部三分之一左右的捆柄部位，能够插入土壤的长度至多只有12 厘米左右，这显然无法达到翻耕的应有深度。再者，从石料的统计来看，这类工具选用的质料虽有半数为既易加工又坚韧耐磨的熔结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和板岩，但也有三分之一为质软、易碎的石灰岩和硬度差、不耐磨的大理岩，难以胜任张力很大的掘土任务。如若将其作为除草、松软表层土壤的工具，倒是十分合适。所以，从这类工具的轻薄、体短、偏锋以及部分质料质软易碎等特点，并结合磨蚀痕迹来观察，推测其主要的功能当是用于中耕。
应当注意的是，发掘区中所出此类器多为残片。在KDⅠ诸遗迹单位出土的 247 件标本中，即有 221 件为残片。这些残片的平面绝大多数为梯形或长方形，至少保留原石铲的一个边。一般来说，此类石铲经通体磨光之后，即不需再以打击来处理。所以，这些梯形或长方形的残片显然不是制作石铲过程中的遗留物。作为中耕工具，石铲的使用多在野外农田里，即使是残损，残片亦不应大量发现在居住址中。虽然有的灰坑的坑壁有用石铲修整的痕迹，但并非普遍现象，况且这类活动也无法造成磨制石铲在居址中的大量残损。退一步讲，即使是在居住址使用发生的残损，残片的形状也不会呈现如此的规律性。因此，这类磨制石铲的残片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在某种观念的作用下有意击打而成的。事实上，在H119、IH413 等灰坑中曾发现过同一件磨制石铲被打成残片的例子。少数石铲被打成梯形或长方形残片后还将残边交互打击修薄或稍加修磨（如IH158②:3、IH221⑥:2、IH496⑤:1、IH495②:2），但明显不具实用性，难以视为二次加工的实用性产品。由于这些磨制石铲残片多数仍像石铲的形状，所以在笃信巫术的古代社会中，这类经过打击而“再创造”的石铲残片，自然可以作为完整磨制石铲的代用品在巫术或祭祀活动中使用。按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观点，“相似律”是巫术的两大思想基础之一 [1] 。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人们习惯于将彼此相似的东西看作是同一种东西，认为它们具有同样的效能。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在古代社会中应是广泛存在的。考虑到这种有意将磨制石铲打成残片的现象，可以估计此类工具在整个石制品中所占的比重实际应比统计的结果相对要低一些。
KDI遗迹单位中出土的打制石铲共 45 件，其中成品或半成品 27 件，残块 18 件。这类器物的形状多类似于磨制石铲，所以有的学者将其视为磨制石铲的半成品或毛坯 [2] ，而更多的学者则习惯称其为石锄，将其看作是不同于磨制石铲的另一类工具。从完整器看，此类器物的长度短者不足 10 厘米，而长者可至 20 厘米以上，一般的长度则在 11—19 厘米之间，形体普遍较磨制石铲稍大。单从形态看，这类石器中有些不能排除作为磨制石铲半成品或毛坯的可能，然以石料观之，此类器物所选石材却以岩浆岩类中的安山岩比例最高，其次为凝灰质板岩和英安岩、玄武岩，其他质料很少见。与磨制石铲相比，石质各有侧重。而且，磨制石铲中还不见使用英安岩的例子。所以，显然不能将此类器物一律看成是磨制石铲的半成品。其中以安山岩、玄武岩和英安岩这些石质较硬且有明显各向同性物理特征的石料打制而成者，多半应视作功能有别于磨制石铲的另一类物品。由于这类器物多打制出肩部或亚腰，也当是捆柄使用的，且因形状似后来的锄或钁，所以不少学者推测这也是一种掘土工具。但从本遗址所出来看，此类石器多数体形厚重，刃部很钝或干脆没有刃部，难以入土翻地。这类工具中可观察到使用痕迹者并不多。仅IH235⑤:1、IF25⑥:2 等少数几件标本可看出刃部棱角因使用而变得比较圆钝。根据这种器物体形厚重、钝刃或无刃的特点，并结合刃部磨蚀痕迹的观察，推测其或许可用于翻耕之后的破碎土块。不过，这类器物多数虽已打制成形却不见使用痕，也是颇值得思考的一件事。一种可能是石质硬，用来碎土很难留下明显的磨蚀痕迹。但在IH235、IH282 等灰坑中都曾发现取同一石材打制两件此类器物置入坑中的例子。出自祭坑IH379 的一件长度达 42 厘米，比一般的打制石铲长一倍有余，未见使用痕迹。也许，有些仅仅打制成铲形的器物，原本就不是为了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KDI 遗迹单位中出土石斧 30 件，其中经打、琢、磨工序而为成品者 16 件，半成品 3件，磨制石斧残片 11 件。此类工具的功能并不单一，可用于开垦农田过程中的斩草除木，恐怕是不成问题的。这类石器的石料来源较杂，但以玄武岩最为常见。其他石料数量虽少，也多属与玄武岩物理性质类似的岩浆岩类。表明此类石器的选材主要着眼于岩浆岩坚硬耐磨的特点。
  KDI 遗迹单位中尚有 86 件打制石器，单从器形难以辨明是打制石铲还是石斧的半成品。其中完整者 67 件，残块 19 件。这些石器的质料多为安山岩，其次为英安岩和玄武岩，其他质料都很少见。玄武岩硬度虽高，但有一定韧性，且颗粒均匀细腻，以之打制而成者，是石斧半成品的可能性较大。而安山岩和英安岩硬度高，质脆，无层理，不适宜制作磨制石器。
故以这两类石料打制者，绝大多数都应是砍砸或碎土类工具。 KDI 遗迹单位中出土石刀 46 件，也是数量较多的一种石制品。多为截面呈三角形的长条状，有些近背部一侧的中央有穿孔。是手持使用的收割工具。其中完整或可拼合完整的仅5 件，残片 41 件。绝大多数是从中间残断为两截。此类工具经鉴定的 43 件中，有 23 件为火山碎屑岩中的晶屑凝灰岩。这类岩石硬度高，有韧性，虽加工不易，却十分耐磨，是制作收割工具的理想石料。其他石料数量不多，然取材种类庞杂，说明人们除对几种常见石料的岩性较为熟悉之外，对其他一些岩石的性能还并不十分了解，取材上仍有一定的盲目性与试探性。
磨盘、磨棒是加工谷物的工具，皆以砂岩制作。这两类工具发现的数量很少，可能与其耐用性强和残损率低有一定关系。
上述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类工具在形制上已有高度的定型化，而且根据不同工具的性能需求在选材上亦各有侧重。说明人们已基本掌握一些常见石料的自身特性,能够物尽其用，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充分发挥各类工具的效能。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质生产工具中还难以确认出类似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尖头石耜那样的掘土工具。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石质农具组合与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所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实际上，当时的主要翻土工具可能已并非石质的。在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和灰沟的壁上，还存留有明显的单齿或二齿工具痕。单齿工具痕宽 1.5—2 厘米，双齿工具痕齿距 4—15 厘米不等。这与中原地区自龙山时期便已流行的掘土工具——耒、耜所遗留的痕迹十分相似。或许，这些坑穴原本就是使用木质的耒、耜掏挖而成的。根据这些遗留的工具痕迹来看，当时主要的掘土工具可能已普遍采用了木制的耒、耜。这样的工具既然可用于挖坑、挖沟，那么用于翻耕土地自然也是完全胜任的。如果考虑到大量木质工具的存在，则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就已相当齐全了。从砍伐用的斧类工具，到翻耕用的木质耒、耜和破碎土块的打制石铲（或锄），再到中耕用的磨制石铲和收割用的石刀及谷物加工工具，应有尽有。种类的多样化和形制的定型化说明农具的使用已有了明确的分工，尤其是中耕工具的发达，表明该文化已属于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类型。
发现的灰坑中虽有不少最初应是用作贮藏粮食的窖穴，但坑底发现有粮食颗粒的坑穴却极少。以KDI发掘区为例，在可判定为窖穴的几十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灰坑中，仅有IH449一座底部遗留有很少的谷粒。IH153、IH407 虽也见有谷物籽粒，却是出自坑内堆积之中。而祭祀坑IH203、房址IF39 等单位的堆积之中也都发现有炭化的谷粒，经鉴定均为粟（Setaria italica）。窖穴的底部之所以会极少存留粮食颗粒，或许与粮食的存放方式有关。发掘时注意到，带有脚窝的窖穴IH445 的坑底北部有两个直径 17—20 厘米、深 7—10 厘米的圆形浅窝，二者相距 90 厘米。从尺寸和位置看，这里很像是曾并列放置过两件陶瓮。此迹象或许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当时人们是将粮食贮于形体较大的瓮、罐类器物中，再置放于坑底的。这样做既可防止粮食霉变，又可避免兔、鼠的盗扰。在赤峰四分地东山嘴遗址的发掘中，在紧邻F4 的窖坑H5 中就曾发现一件陶甗的鬲部盛放有已脱壳的谷粒，甗鬲的口部出土时盖有一件圆形器底制成的盖。其内盛放的谷物已炭化 [3] 。这虽然不能说一定是为存贮的目的而保留下来的一种状态，但至少说明脱壳的谷物是可以盛于有盖的器皿中再置于坑中保存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个别随葬的陶罐中盛有谷子，也从侧面反映了粮食的一种保存方式 [4] 。据称建平水泉遗址曾发现有 3 座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圆形窖穴，底部均“陈积”有较厚的碳化谷粒 [5] 。这一说法为后来的许多著述所引用。其实，这与磁山所发现的所谓“窖藏粮食”一样，未必就是这些谷物应有的存放状态 [6] 。不过，从众多遗址中粮食颗粒的发现，结合大山前和北票丰下等遗址粮食颗粒的鉴定结果看，谷子应当就是当时主要的作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来源。
几乎所有经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都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数量最多的是猪、牛、羊、狗四类，此外还有极少量野生的鹿科动物和兔等。但以往的报道大都缺乏对各类动物所占比重的统计分析。建平水泉遗址出土的兽骨虽曾做过专门的研究 [7] ，遗憾的是却未能严格按照文化性质的不同而分别作细致的统计。KDI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动物骨骼经过了细致的分析鉴定 [8] 。在该地点 2103 块可鉴定标本中，猪所占的比例最大，达47.65%。其次是牛、羊、狗，分别占 24.44%、15.50%和 10.94%。其中除个别个体的牛骨（或角）尚具有野生性状之外，绝大多数都已具有明显的家养动物的特征。从家畜的构成种类及各自所占的比重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附于农业的家畜饲养业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猪是与人争食的动物，所以，猪的饲养规模应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KDI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居民饲养动物中猪所占的较高比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猪、牛、羊所占比例合计高达87.59%。说明家畜饲养业已成为当时居民肉食品的主要来源，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往建平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H104 中曾出土一枚被火烧过的马的第三上臼齿，鉴定者认为其“原始结构颇为明显，似为野马可能性大” [9] 。KDI夏家店下层文化单位中出土有 18 块马骨，其中多为马牙，也有马的掌骨、趾骨等。从现有材料的形态观察，尚难以确定是野马还是家马。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曾取其中 3 件马牙和1 件趾骨做线粒体DNA分析，发现其均落入现代家马的聚簇上，但是 4 例样品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谱系。表明它们有着不同的母系来源。其中一支与普氏野马应有较近的共同母系祖先[10] 。应当说，目前这 4 例样品的分析仅能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已存在出现家马的可能性。
但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今后材料的进一步积累。 在 KDI 出土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中，明确属于野生动物的骨骼仅有马鹿 4 例、狍 6例、麂 3 例，加上个别的野牛骨，合计所占比例不超出1%。而且，在 KDI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迹单位出土的上千件生产工具标本中，可用于狩猎的工具仅有石镞（或镞形石片）10 件、骨镞 34 件、陶弹丸 5 件、石弹丸 1 件。结合其它遗址所见的类似现象，可以说狩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已不占重要地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山前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作农业经济为主，并以家畜饲养业作为重要的辅助性取食手段。在生活资料的获取方面，狩猎所起的作用已十分有限。这种经济形态与黄河中下游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十分相似。

二、大山前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环境背景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与制约。大山前遗址所在的赤峰地区的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海拔多在500—1500 米之间。年均气温 5-8℃，≥10℃的年积温为 2700--3200℃，年降水量为 350—450 毫米 [11] ，且主要的降水量集中在每年的 7、8 月份。蒸发量高达 2000 毫米以上。属典型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 [12] 。这里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炎热，春秋两季多风，昼夜温差大。限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赤峰南部的农业区在坡岗上种植的主要作物迄今仍为耐旱的谷子与黍子，还有荞麦与豆类。而只在水热条件较好的河谷地带才种植玉米、小麦等作物。
为了解大山前聚落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植被与生态气候，我们在KDI、KD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单位中共采集 14 块土样进行了检测分析 [13] 。其中KDⅣ的 8 个样品系在T444方内依次叠压的③、④A、④B三个文化层中采集的序列样品。从 8 个样品所含孢粉分析，乔木植物花粉平均占 33.06%，以针叶植物花粉数量较多，约占26.83%，主要为松属，仅有少量的冷杉和云杉花粉。阔叶植物花粉约占 6.35%，以桦属花粉占优势，还有少量的椴属、栎属、胡桃属、榆属和柳属花粉。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 63.94%，以禾本科、蒿属、蔾科孢粉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32.53%、20.45%和 6.5%。其中有几份样品的禾本科植物花粉相对集中。大部分禾本科花粉呈团块，颗粒较大，应属栽培禾本科。还有少量麻黄属、榛属、紫菀属、菊科、蓼属、莎草科、十字花科、伞形科、杜鹃科、唐松草属等。蕨类及藻类植物孢粉很少，占 2.89%，种类有石松属、卷柏属、水龙骨属和真蕨纲等。KDI的 6 个样品中，乔
木植物花粉平均占 38.67%，略高于KDⅣ，其中针叶与阔叶植物花粉各占 28.02%和 10.65%。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 57.18%，稍低于KDⅣ。其中禾本科与蒿属、蔾科孢粉所占比例分别为16.93%、24.03%和 9.45%。蕨类及藻类植物孢粉约占 4.15%。从以上两个地点的孢粉种类与比例构成上看，大山前一带当时的植被属于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植被，有成片的农田和一定的水域，反映的气候环境要较现今温和湿润。但KDⅣ所采的序列孢粉样品显示当时的气候也存在小幅度的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 KDI、KDⅣ两地点孢粉比例构成的比较可以发现，KDI 孢粉样品中所含的乔木植物花粉较 KDⅣ为高，而所含的禾本科植物花粉却较 KDⅣ为低。大山前这两个地点相距约 700 米，KDⅣ居于坡岗之上，而 KDI 则是地势很低，靠河很近的一个缓丘。二者所含孢粉结构的不同很可能是由微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或许说明当时河谷地带生长着更多的乔木，而农田则主要分布在坡岗之上。
此外，在祭祀坑 IF8h1 中集中出土了较多的木炭碎块。经鉴定，这些碎块包含有油松、蒙古栎、柳属、硕桦、白桦和杨属共 6 个树种。以不同树种碎块的重量来计，以油松的百分比占绝对优势，在出土木炭碎块总重量中的比例高达 68.78%，蒙古栎所占的比例次之，达14.43%，而其余几个树种合计所占比例不足 17%。
孢粉分析是目前研究古代植被与气候的主要手段之一，但通过孢粉一般只能鉴定到植物的属乃至于科，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通过木炭碎块的显微结构研究，则可以将多数植物鉴定到种。二者结合，会更有利于了解古代的植被与气候状况。通过孢粉分析，我们得知大山前一带的乔本植物中以松属的孢粉含量最高，结合木炭碎块的研究，又可了解到松属植物中的主要品种应为油松。由于所发现的油松木炭碎块中多属不适于做建筑材料的应压木，加之油松本身又含松脂，易燃烧，所以分析者推断所发现的油松木炭可能绝大多数属于薪炭遗存 [14] 。
从 KDI、KDⅣ两地点的孢粉分析结果看，在阔叶植物中，桦属孢粉的百分比都要高于栎属，而 IF8h1 中白桦、硕桦的百分比合计仍不及蒙古栎。考虑到所测木炭碎块皆出自 IF8h1这一个单位，所以此坑中蒙古栎百分比高于桦属植物，不能排除是出于偶然或对薪炭材料的有意选择的结果。
由孢粉与木炭碎块的综合分析看，遗址所在的区域分布着油松林和以桦属、蒙古栎为建群树种的落叶阔叶林及沟谷杂木林，且林木的覆盖率较高。柳属树种及部分湿生、水生植物的存在，显示聚落址附近的河流（现为时令河）当时应有充沛的水量。而栗属植物属于喜暖类型的植物，它的存在表明当时的气候应较今温暖。从动物骨骼中所鉴定出来的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赤峰南部地区的气候要较今温暖湿润。这种自然环境，为当时粟作农业和家庭饲养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总之，通过大山前遗址出土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以往被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掘土工具的磨制石铲和打制石铲（或称石锄），其实并不适合于翻耕土壤。当时主要的掘土工具可能已普遍采用了木质的耒、耜。翻耕工具的革新，加之中耕工具的发达，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属于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类型，与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相比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合粮食颗粒和动物骨骼的鉴定与分析，可以认定大山前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作农业经济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作为重要的辅助性取食手段，狩猎所起的作用已十分有限。这种经济形态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亦十分相似。而较今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支持粟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该成果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 NCET-05-0314）和吉林大学“985 工程”项目资助。
大山前遗址出土石器的石料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汤卓炜教授鉴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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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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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树芝,王增林,朱延平.内蒙古赤峰市大山前第一地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植被和生态气候[J].华夏考
古,2004(3)。
 
 
  6The economic pattern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reflected by the excavation data of Dashanqian Site
 
Wang Li-xin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s excavated in Dashanqian Site, we can learn that the
polished and chipped stone hoes which are considered as the main tools for digging in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are not suitable for plowing. The wood plough might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stead of the stone
hoes at that time. The innovation of the plowing t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ivation tools indicate
that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belongs to the type of intensive agriculture. It changes a lot comparing with
the Neolithic archeological cultures in West Liaoning. Combin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grains of cereal and animal bones, we can define that millet cultivation agriculture took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ic pattern of Dashanqian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settlement and the domestic animal raising
was the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means of food. The function of hunting has become quite limited. This
kind  of  economic  pattern  is  similar  to  the  contemporaneous  arch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as well. The prefe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nowadays is the advantage
which supported the millet cultivation agriculture and the domestic animal raising.
Keywords: Dashanqian；economic pattern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收稿日期：2007-06-20
基金项目：该成果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 NCET-05-0314）和吉林大学“985
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立新，（1966-），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