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武德三钱及唐早中期钱看

辽契丹对唐钱的继承和发展

泉界长期存在一种与实际相距甚远的看法，即认为辽契丹钱币“其钱风则为辽钱所独有，与同时其他政权所铸者，具有比较明里的区别。”（唐石父《中国古钱币》249页）其实，这是一种对唐五代及宋早期钱币缺乏接触缺乏了解的反映，是一种误解。真实情况是辽契丹钱币与唐五代及宋早期钱币形制、时代风貌大体相近，即都打有唐五代那个时代特有时代烙印，多少都反映了那个由盛及衰，由治至乱，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长治久安与战火连绵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

当然，辽契丹钱币际除了与唐五代及宋早期钱币，具有相近的时代共性外，他还具有游牧民族天生的与农耕民族不同的，因生产方式、生活条件、货币思想、贸易形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一系列差异造成的，钱币风貌的民族个性。认识共性，区分个性，是正确认识辽契丹钱币在中国钱币史地位的唯一研究方向，是认识、了解、读懂、掌握辽契丹钱币的唯一正确途径。认识共性，区分个性，就要寻到辽契丹钱币发生萌出的源头，梳理出源流。并通过对源流分析研究，找到他与中原钱币相同的地方及显著的差异，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样才能还原其原貌，对其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在中国钱币史的地位给予正确的理性的评价。

契丹铸钱上限尽管早至西汉末期，并从西汉末年开始仿铸了以后历朝历代的钱币，但主要用于祭祀、纪念、馈赠，并没有真正铸造流通钱币，流通钱币仍完全使用宗主国钱币。只是到了遥撵汉国建立，契丹人才开始铸造代表国家象征的国号钱、纪念流通钱，普通流通钱。契丹人铸钱，严格遵循宗主国唐朝铸钱方式、形制、工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耶律家族取代遥撵家族建立辽契丹国后，铸钱又在遥撵铸钱的基础上，各方面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不但铸有国号钱、纪念流通钱，普通流通钱，而且正式铸造了民族文字钱、政宣钱及年号钱，引领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中国钱币春天的到来。

下面就从唐朝武德年开始铸的“武德三钱”谈起，具体看看辽契丹是怎样在唐钱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自己铸钱事业的？公元618年，李渊受隋恭帝禅位称帝，都长安，国号唐，建元武德，铸武德元通宝钱（见图1、）。由于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各地仍处战乱中，紧接着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武德元通宝渐渐湮没在，武德四年所铸开国流通钱，“开元通宝”顺读钱（亦可旋读作“开通元宝”。见图1、）的光环之中。公元666年，唐高宗李治铸“乾封泉宝”（见图1、），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铸行“乾元重宝”（见图1、）。唐代中早期的“唐代五钱”对后代各朝铸钱影响极大，其中对契丹钱币影响尤甚。

契丹遥撵汗国开国所铸“丹字五钱”（见图2、），从形制到文字均摹仿“唐代五钱”，虽铸有俚俗体钱，但钱名仍严格按唐钱命名。元宝、通宝、重宝均来自唐钱，开国流通钱“开丹圣宝”对应开国流通钱“开元通宝”。“大丹国宝”虽是契丹创造，但王莽“国宝金匱”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摹仿“唐代五钱”基础上，契丹遥撵汗国开国所铸“丹字五钱”是对唐钱的继承。而“遥撵汉国”光背或背字国号钱（见图2、），“折值三钱” （见图2、），“通行泉货（见图2、）”，“丹里贴巡宝”（见图2、）诸钱，则是遥撵契丹根据本朝政治需要，特殊的经济模式，因地制宜地对唐钱的创新和发展。

耶律阿宝机907年受禅即帝位后，不但继承了遥撵契丹钱对唐钱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铸造了带有明显唐钱痕迹的“大字五钱”（见图3、），而且创造性地突破了“宝钱制钱”必带“宝”字的束缚，铸造出独持的鹤立独行的“万岁五钱”（见图3、），并且破天荒地第一次铸造出以民族文字为钱文的钱币。事实证明，契丹钱并不是石头圪瘩里蹦出的怪物，而是源出于汉族钱币文化里的一个优秀品种，它骨子里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是磨不掉、掩饰不住的。无论从形制到工艺，从文字到风格，始终没有脱离大中华钱币文化和当时的时代风貌。其与汉族钱币的差异，是契丹人有意将其有别于中原钱币的一种技术措施。并不是象某些认为的那样“是没文化，是落后”。正如乌拉熙春教授所说，契丹人的汉文东西是写给汉文看的，而用契丹文记的，才是契丹人的所思所想，才是契丹的真正历史。契丹钱币也是如此，因为汉文流通钱是给汉人看的，所以其质量工艺都有意疏忽，以向中原示弱，让其摸不清自己经济技术的虚实，进而对其放松警惕。契丹文钱币直抒契丹人的喜怒哀乐，坦言宣示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真实记录各种事件始未。可以说它是一种信史，是契丹文明的结晶。契丹钱币体现了契丹人的聪明才智，显示了契丹人对中华文化继承的热爱，并勇于在继承的基础发展创新的魄力和毅力。小小钱币竟也是契丹文明的缩影，这不能不让人心驰神往，留恋其中，痴痴难以离去。

泉痴山人2014/10/14于京东康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