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存世唯一的

一只刻有契丹小字纪年款的金黄釉大碗现身北京

刘崇民 裴元博

近日一只铭刻九个契丹小字纪年款的金黄釉大碗现身北京（见图1-3、）。经有关专家鉴定确认，这是一只目前已知金代瓷器中唯一刻有契丹小字纪年款的瓷器，其意义重大，对研究金代历史和瓷器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金黄釉特大碗，直径25厘米，高12厘米，釉色为典型的辽（金）时代金黄釉，釉光柔和温润，油光淳厚，口沿带有原烧造时留下的老残；胎质致密坚实，为醬紫色“香灰胎”；釉未到底，露胎处和碗足涂化妆土，经几百年风云，露胎处已微微“泛银”。大碗宝光内敛，韵味悠然，率直粗犷，朴拙巧慧，沉实敦厚，意远蕴深，古拙中透出精美，让人回味无穷，着实是件大开门的辽（金）瓷器。

更令人惊艳的是碗半腰铭刻的，九个契丹小字纪年款“甲寅年仲冬十四日题”。这应该是辽金瓷器史上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因为经检索已显世的全部辽金瓷器，尚未发现铭刻有契丹小字纪年款的瓷器。这只铭刻九个契丹小字纪年款的金黄釉大碗，应该是目前存世的辽金瓷器中唯一刻有契丹小字纪年款的瓷器。

专家说辽代文禁非常严厉，禁止一切写有契丹文字的物品流出境外。因此，民间物品绝不会铭刻契丹文字。金黄釉大瓷碗是百姓家常用器皿，所以瓷碗在辽代绝不会铭刻契丹文纪年款。专家分析，此金黄釉铭有契丹文纪年款特大碗，应是金代早期烧造，因为金代早期一直使用契丹大小字。根据专家提供的线索，我们查阅了金代“甲寅年”。金代只有两个甲寅年，一个为金太宗天会十二年（1134年）；一个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就已“诏罢契丹字”。明昌五年（1194年）肯定不会烧造铭有契丹文纪年款的特大碗。看来只有金太宗天会十二年（1134年）这个甲寅年有可能烧造这铭有契丹文纪年款的特大碗。

碗上纪年款后有一“题”字。“为勉励或留作纪念而写上的字叫‘题’。” 我们感到，一只罕见的特大瓷碗，又写刻有年月日题字，其不同寻常显而易见，一定是为重大场合或重大事件使用而特殊烧造。《金史》金太宗天会十二年（1134年）这个甲寅年，全年未见有何重大场合、重大事件值得刻瓷纪念。就在我们走投无路之时，一篇关于陕西乾陵武则天无字碑上金代契丹文石刻《郎君行记》的文章，使我们的查找瞬间柳暗花明，文章提到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的落款，正是碗上“甲寅年仲冬十四日题”的纪年款。原来，金黄釉铭有契丹文纪年款特大碗，是大金皇弟完颜撒离喝为纪念修葺乾陵完工宴请将士和工匠专门烧造的。

《金史》卷八十四列传第二十二载，完颜杲，本名撒离喝（？－1150年），安帝六代孙，雄才伟略。其为金代著名大将和较有头脑的政治家。金天会十二年，时任都统、陕西经略使、宗室郎君。他在与南宋战事间隙出外打猎，看到乾陵不堪入目的破败景象，撒离喝决定下力量修葺乾陵。乾陵为唐高宗和武后的合葬墓。陵园庞大，气势宏伟，被后世誉为关中唐陵之冠。唐亡后，乾陵逐步破败。

撒离喝修乾陵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对乾陵下主殿献殿及神道两侧配殿的修葺。二是神道两侧翁仲、神兽、六十一蕃臣石雕像、画像的修整。（虽然《郎君行记》没有提雕像，但雕像在陵下，其中蕃臣石像中很可能有唐时靺鞨（女真）首领雕像，应在修理范围）三是陵园回廊的修复。仅此三项，工程就很浩大，所以直到当年仲冬（十一月）十四日才竣工完成。

撒离喝狩猎乾陵并决定修葺的时间，据《金史》等记载，应在天会十二年五月以后。天会十二年二月，都统陕西经略使撒离喝败吴阶于固镇。三月为吴阶等败以于仙人关。四月返回凤翔府。所以狩猎应在五月之后。因《郎君行记》中有“嚮㠯疆场无事，猎于梁山之阳，”之语，故返回凤翔没有一月以上不可能称“嚮㠯疆场无事”。如果五月狩猎决定修葺乾陵，如此大工程备工备料亦需一两个月时间。就按六月正式开工，十一月十四日开峻工典礼，五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速度应也不算慢。

“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撒离喝）复谒陵下”、“与醴阳太守酣饮”，实际是进行峻工纪典。内容应有三项。一是“谒陵”。谒陵就是祭祀活动。撒离喝作为皇弟、都统、陕西经略使，谒陵规模和仪式一定是宏大庄严的，从醴阳太守、尚书职方郎中黄应期、宥州刺史王圭从行谒陵可见其盛大。二是举办盛大宴会。“与醴阳太守酣饮”不仅指二人等畅饮，还包括同时犒赏将士和工匠，让将士和工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因而，预先特别烧造了包括特大黄釉碗在内的一批纪典用瓷器，并在瓷器上写刻下契丹小字“甲寅年仲冬十四日题”纪年款以示专用，无意之中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旷古奇珍。

三是决定刻石纪念撒离喝发现乾陵破败、组织修葺工程、完工纪典活动的整个过程，以修葺乾陵完工纪典日时间纪款，雕刻二处《郎君行记》石刻，置于乾陵。一处刻写在无字碑上，借用唐乾陵原碑雕刻，目的是使记载修葺乾陵的《郎君行记》成为乾陵的一部分。因谒原陵碑人多、无字碑高大抗风化、有好奇吸引力，可使《郎君行记》流传更广，更久远。另一处是专门雕刻一块《郎君行记》石碑，放在修葺一新的陵园建筑的醒目处，可能是与无字碑上《郎君行记》的对称处（推测在高宗述圣碑附近或这一侧蕃臣像附近），以增大纪念意义，增加宣传效果。

撒离喝，一位金代武将，在还没有文物保护概念的古代，能够自觉地进行大规模的文物保护。不仅给后世留下了两块与乾陵有关的《郎君行记》石刻文物和一件金代稀世瓷碗，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他对古代文物敬畏、虔诚、至爱的精神。当前，辩证师古撒离喝，对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2013/8/29于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