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沈阳老乡，好朋友，收藏家邵华伟先生，前段时间在沈阳鲁园文化市场购得一外貌神似羊距骨（俗称“嘎拉哈”）的铜质钱牌，他告诉我钱面文字好似“丹贴直千”四字。我当即告诉他得了“宝”，这是一枚契丹未建国前的特殊货币，“贴”字钱中最古老的一种

1999年曾在黑龙江省克东县宝泉镇，发现过一枚同形状的“万贴货泉”。《中国钱币》2002年1期曾给予发表。同年《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2002年1期，也在署名于颖辉的《说辽钱》文章中，发表了“万贴泉货”的拓图和作者对该物的简单看法。

笔者2007年曾写过一篇《万贴泉货考》在当年十月发表在泉痴山人博客和“开元泉社”、“钱币天堂”等钱币专业论坛。我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它是辽建国前所铸“贴”字钱中最古老的一种，铸期应在方孔圆钱之前或同时稍早。同时指出“贴”字钱的性质是：“为了补贴贫困地区军民生活，平衡地方经济，而采取的用铜铸造一些用与实物货币、银两币交换的官方凭证的方法，来赏赐给当地军民及部族首领。让他们凭此贴字钱到中央或地方政府领取相应数额的粮食布帛或牛羊、银两。”简单一句话：“就是官方铸造和颁发的兑换实物的凭证”。

现在看来，以前的观点尚需要补充，邵华伟先生发现的新的羊距骨（俗称“嘎拉哈”）式的铜质钱牌证明，在方孔圆钱型“贴”字钱外，还存一套羊距骨（俗称“嘎拉哈”）式的铜质“贴”字钱。两套“贴”字钱，产生的年代不同，铸主不同，但使用方法相同，并有传承关系，他们都分别行用在契丹边戍经济落后地区。

羊距骨（俗称“嘎拉哈”）式的“贴”字钱，亦应象方孔圆型“贴”字钱一样为“万、千、百、十、一”五等贴值的套钱。目前虽仅发现“万贴”与“直千”两种，其它贴值的“嘎拉哈”钱早晚也会面世。

邵先生的“嘎拉哈”“贴”字钱，最长处：31mm，最宽处：20mm，最厚处：12mm，重37.2g。钱身覆盖黑色底子、红色包浆，局部有绿锈点缀其中。红似玛瑙，绿若翡翠，黑赛墨漆。钱中心一圆形穿孔，敞口内狭。穿孔四隅有四个阳铸钱文古拙雄放，令人震憾。整个钱形古朴奇特，活脱脱似千年前草原上到处可见的羊距骨。

为什么要铸成羊距骨（“嘎拉哈”）形，除了我在《万贴泉货考》里谈到的“羊距骨形是契丹等古民族最熟悉的一种形状，而这种形状又与当时辽代银铤相似，而银两是契丹地区和布帛一样最流行的货币。为了博得边僻地区契丹人的信任和认知，所以把“万贴货泉”铸成了和羊距骨形相似的辽代银铤形。”还应补充一个原因：方孔圆钱币值太低，无法适应牧区牛马羊及畜产品的高值交易。很早以来，牧区就盛行金银做为交易媒介的习惯，也是把特种凭证铸成羊距骨（“嘎拉哈”）形的重要原因。

邵先生把钱文序读为“右上、右下、左上、左下”，读作“丹贴直千”。笔者认为此种序读有些缺憾，有些细节无法解释，结论还可推敲。一是左上“直”字底上一横似乎只是铸造时的边棱，怎么瞅也不象直字下原铸的一横；二是“直”头本应是“十”字，可钱上直头只见一小横下一小撇，完全是“百”字之头。所以，这个“直千”的“直”字，原本可能即是个“百”字；二是所谓的“千”字，一竖写成了“七”字的竖弯勾，查契丹钱文上千种“千”字的书写，无一是此种写法，据此可断定此字绝非“千”字。经查验此字是契丹小字“一”字，其写法恰为“七字头上一撇”。契丹文“一”字的确定，证明左上字确是“百”，不是“直”。事实证明邵先生将钱文序读作“丹贴直千”应为误读。正确的读法应为契丹人习惯的右旋读“右上、右下、左下、左上”，读作“丹贴一百”。

钱文四字，“丹、贴、百”三字应均为契丹语汉字借词，写出来象汉字，契丹人读起来可能汉人就一个字也听不懂了，因为它们已是契丹语读音了。这钱文应和“万贴泉货”一样，是货真价实的契丹文。“万贴泉货”的“泉”与“丹贴一百”的“一”是完全的契丹字，其它三字均为从汉字借来的契丹字。这种大量汉字夹杂契丹字的书写方法，是契丹字未成熟未定型时的常见现象，它恰恰证明这种羊距骨（“嘎拉哈”）形“贴”字钱的产生时间一定很古老，比方孔圆形“贴”字钱要早很多。

嘎拉哈形“贴”字钱的发现，现身说法证明了契丹铸钱史的悠长，再次驳斥了契丹铸钱上限不会早于天禄的谬论。它也证明了契丹铸钱不拘一格，敢于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前所未有钱币的智慧和勇气。嘎拉哈形“贴”字钱因对于破解方孔圆形“贴”字钱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而凝结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因存过于稀少，至今只发现两枚，而荣登珍罕文物行列。更因其展现了早期契丹文字存在形态，而蕴含了深厚的考古价值。嘎拉哈形“贴”字钱因其独特的造型在中国钱币史留下了光辉足迹，成为中国钱币百花园中一朵奇葩，永远散发着契丹文明的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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