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辽代纪年钱的性质，历来说法各异，其中尤以“殉葬钱（瘗钱）”说、“冥钱”说，最为著名，并占据主导地位数十年。因为此“殉葬钱（瘗钱）”说的始作俑者，是从墓葬中发现的“大康六年”纪年钱，他本身又是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以人们天真地认为他的说法可信可靠。加上当时中国钱币学会领导的大力推介，“殉葬钱（瘗钱）”说成为辽纪年钱用途的唯一定论，并写进了各种钱币工具书、教科书、钱谱中，遗误近二十年。

期间，一些对辽钱颇有研究的学者，收藏家对“殉葬钱（瘗钱）”说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质询，如指出：“殉葬钱（瘗钱）”说的提法不科学，不能准确说明辽代纪年钱的性质。因为“殉葬钱（瘗钱）”并不等同“冥钱”。“冥钱”是为死者特制，“殉葬钱（瘗钱）”是为死者瘗埋生前使用过的钱币，两者性质不同。辽代纪年钱是特铸，但不是为死者殉葬特铸；是瘗埋钱，但瘗埋的并非死者生前常用钱币。还有的学者指出：以一枚在墓中地面发现的钱币孤证，就确定一种钱币的性质，是不科学不严谨的。还有专家质疑：辽代纪年钱都集中铸造于道宗年间，难道道宗事先知道他这一朝要死大量人员？

这些质询本应深入研究寻求解答后，再确定辽纪年钱的性质。可是在当时那个浮躁的年代，在急功好利的人面前，这些正确的质疑根本不能进入他们的耳朵，“殉葬钱（瘗钱）”说、“冥钱”说，勿勿忙忙被当作辽钱研究新成果写进了中国钱币学会领导人的总结性文章推向了全国和全世界。

日月荏苒，二十年过去，其间出土发现的大量辽代各种材质各种形制的纪年钱，一次次地向“殉葬钱（瘗钱）”说、“冥钱”说发起了挑战，许多研究者也一次次地为辽代纪年钱正本清源，试图拨乱反正还其本来面貌。笔者自零四年起，先后多次撰文提出“纪史”、“庙宇”、“供养”等假说，试图合理解释辽代纪年钱的性质。

随着笔者辽代纪年钱藏品品种和数量的增多，以及对纪年钱感性和理性认识的积累，一个自认为正确可以合理解答所有质疑的假说，从各种假说中脱颖而出，它就是“庙宇供养钱”说，今天，笔者坚定地确认这一定性，是对辽代纪年钱性质唯一正确的认定。

辽太祖是纪年钱的创造者，但他铸的契丹文“神册元年”纪年钱不是佛教供养钱，而是萨满教祭祀钱。佛教庙宇供养纪年钱，肇发于崇佛、佞佛达到顶峰的兴宗重熙年间。

佛教自景宗、圣宗大力提倡，逐渐在辽朝成为了统治性宗教。兴宗母法天皇太后更是把佛教推上极致，“兴宗一朝竟正拜僧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二）辽朝佛教寺院也因统治者的支持，塔庙相望，磬鱼相闻。据前人统计仅辽五京佛寺竟不下百座。僧众要吃饭，寺院要花费，钱哪来？谁供养？上至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士农工商，芸芸信徒，都是供养众生。

当时皇帝的崇佛、佞佛之下，许多皇族常施舍土地、财物资助建造寺院，例如辽道宗时，有“秦越长（公）主首参（妙行）大师，便云弟子以所居第宅为施，请师建寺，大率宅司诸物罄竭，永为常住，及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器用等物，皆有施状，奏讫，准施，又择名马万匹入进，所得回赐，示归寺门。清宁五年（1059年），未及进马，造寺，公主薨变。懿德皇后为母酬愿，施钱十三万贯，特为奏闻，专管建寺，道宗皇帝至□五万贯，敕宣政殿学士王行已主修其寺”。（《妙行大师碑铭》，《全辽文》卷十，页302。）

皇帝皇族供养佛寺除宅地实物外，大量施舍的是钱。可在辽代，国家钱币并不只是经济生活的媒介，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王信”，是宣传教化部众百姓的工具，不宜将其直接用于供养佛菩萨。因此，产生了镌有纪录供养时间的专门用于供养佛菩萨的纪年钱。据考证，佛教供养纪年钱首创于辽兴宗重熙元年，由佞佛至甚的兴宗生母法天皇太后首铸。目前已发现兴宗朝一个年号，道宗朝四个年号的供养纪年钱。在重熙至寿昌这六十六年的时间里，已知大康十年，每年都铸了纪年。其次，为大安五年、寿昌两年、咸雍一年、清宁一年、重熙一年。而铸契丹文纪年钱的，目前仅发观本文所考的一种，“寿昌四年”（1098年）。这枚契丹文“寿昌四年”纪年金钱，钱面中缘细郭，背宽缘宽郭，极具辽钱风貌。钱径42.33毫米，穿7.63毫米，厚3.25毫米，重40克。钱文四个契丹小字，按右旋读（上右下左序读）汉译为：“寿昌四年”。

为什么契丹文纪年钱仅此一枚，是没发现，还是根本没铸？在没发现第二枚契丹文纪年钱以前，笔者认为暂时不要下结论。当下需要研究的是这枚契丹文“寿昌四年”纪年金钱的性质，是不是也是和汉文纪年钱一样是庙宇供养钱？虽然未发现其它佐证，但笔者坚信契丹文纪年钱绝不会是庙宇供养钱。理由之一：契丹字被称为“国字”，是契丹人心目中的“大礼之字”（《耶律祺墓志铭》）。契丹皇帝大臣怎会拿本族神圣的“大礼之物”去供养一个“非中国教”？道宗再佞佛谅也不敢忘记太祖之话。理由之二：寿昌四年十二月壬辰，道宗为燕国王延禧行再生礼，说明契丹礼议并未改变，萨满教的祭祀肯定还在举行，契丹大礼之字的纪年钱只能用于萨满教这个再生礼仪上。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这枚契丹文“寿昌四年”纪年金钱绝不可能是佛教庙宇供养钱，而只能是承契丹文“神册元年”纪卑金银铜钱余韵，而为延禧再生仪而特铸的，契丹萨满教祭祀供养钱。

这枚契丹文“寿昌四年”纪年金钱的发现，对研究契丹宗教，礼仪，钱币铸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对纠补辽史缺失讹误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这枚契丹文“寿昌四年”纪年金钱，珍稀而宝贵。

裴元博  陈传江2010-4-22于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