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丹重宝”是声名遐尔的契丹钱币名珍，《古钱大辞典》引袁寒云语：“太祖造之天赞通宝，世已无存，若其先代所造，古今诸谱则从未经见也。厥曰大丹，而制作奇古，必撒刺的元泉无疑。至可宝矣。”关于它的铸主和铸期，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本文仅想就“大丹重宝”钱中一些背有阴刻契丹文字的钱进行考释，一是要确认所刻阴文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二是要将该文字译为汉语并弄清其文义。三是弄清这些文字是直接雕刻，还是以刻钱为模翻铸的？这种刻字钱的用途及铸造人、铸造时间？

“大丹重宝”的铸期，当在耶律阿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这一点上，笔者和袁寒云的认识相同，但在铸主的认定上有区别。袁寒云认为它是“撒刺的元泉”，笔者认为它是“阻午可汗开国钱”。笔者在论述“大丹重宝”的专题论文《国号入钱始大丹  契丹汗国试铸钱》中已详尽论述了认定原因，这里也不再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到“泉痴山人的博客”中去查阅。这里要指出的是，“大丹重宝”在遥辇汗国时代，历代可汗都应该曾有续铸，这是使该钱存世至今还较多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有必要先了解阴刻文的内容，这阴刻的四个字，上下两个字在现发现的契丹小字中可找到相同的字，它们的汉文译意为“宸令”，即“汗（国）王的命令”。右左两字在现有契丹大小字中都不见踪影，但是在出土的辽代多种金银符牌上却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它们应是《辽史·仪卫志》符契中所说的：“银牌上刻以国字，文曰‘宜速’。”的“宜速”二字，这对照符牌一看就明。但它们是大字还是小字？文字学家还在争论，笔者也不想妄下结论，先让它悬在那里，让时间做最后的判断吧！

阴刻文四字合起来的译意就是：“汗（国）王的命令，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办。”这种阴刻文钱，应是和契丹帝国银牌具有相同用途的“信钱”、“勅走马钱”。虽然用钱币作调兵符契和宣布“勅令”的信符，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但这确是事实，无可辨驳的事实。契丹帝国调兵和传达皇帝勅命有金银牌，应不会再铸造这种较低级的“信钱”、“勅走马钱”。这种钱币型“信钱”、“勅走马钱”，只有在一个政治经济状况还较低级落后的国家，符契制度初创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而遥辇汗国时的契丹所处的时期，恰是可能采用这种钱币型“信钱”、“勅走马钱”的时期。

基于从上认识，可以大致推断背阴刻契丹文钱，亦应是耶律阿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铸造。谁是这种背阴刻契丹文“大丹重宝”铸主呢？从契丹汗国历史情势上和阴刻契丹文的内容看，应是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从奉回鹘转奉唐朝的耶澜可汗遥辇屈戍。因为阻午可汗建国不久，就和唐连续大战两次，失败后投了回鹘汗国，而且一投就是一百多年。这百年间的几代遥辇可汗在回鹘汗国的卵翼下，不大可能去铸阴刻文钱，因为他们基本不用去随意调发军队，宗主国也不会同意契丹随意调动军队。

842年，遥辇汗国重新归附唐朝后，政治环境已和百年前发生了极大变化。唐朝内部斗争已使它无暇顾及周边国家事务，也沒有能力干涉周围各民族之间的兼併战争。所以，此时的契丹得到了无羁伴的爆炸式发展的机会。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周边各族发起兼併战争，劫掠人口、财物、吞併土地，扩张疆域。军队不断扩大，军用物资调运更加频繁，扩疆战争接连不断，对调动军队传达王信的符契需要量骤增。

在此情况下，耶澜可汗选择了这种在契丹尚不够绝对强大，周边强悍民族随时可以袭击契丹时期，方便、小巧，极易保密的钱币作为符契的载体，阴刻上符契应有的文字，作为可汗调兵符契和宣布“勅令”的信符。因为用量较大，此种钱币型“信钱”、“勅走马钱”，采用了在钱上刀刻阴文后，然后用这种刀刻钱作模翻铸新钱，这从数十枚钱阴刻文字一模一样，笔画一丝不差可以清楚看出。

为什么选用“大丹重宝”作为“信钱”的载体呢？我感到原因大概有：一是该钱是国号钱，符契因此即具有了国家权威；二是该钱是契丹首汗开国钱，是契丹人眼中的圣物，神圣不可侵犯；三是该钱是国家重宝，与符契重要性相似；四是该钱在当时契丹全境流通，易于保密。

这种“大丹重宝”背阴刻契丹文“宸令宜速”钱，与后建的契丹帝国的“皇令‘宜速’”符牌有金银铜不同材质一样，也有金银铜三种材质。材质不同大约是依“宸令”等级高低不同而定，权限、责任应也不相同。

“大丹重宝”背阴刻契丹文“宸令宜速”钱，是契丹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是对中国钱币、符牌制度的创新和贡献。是契丹帝国建立前早已铸钱的又一例证，是耶律契丹不铸重宝钱的又一有力解释，是证明契丹耶律帝国建立前已存在契丹文字的又一实物证据。

“大丹重宝”背阴刻契丹文“宸令宜速”钱的颁行，摧生了遥辇汗国行用钱“通行泉货”的诞生，为契丹进一步向封建中央集权制帝国近进铺平了道路。因其独特的符契作用，天生必然的铸量稀少，使它在契丹名珍“大丹重宝”钱脱颖而出，成为珍中之珍。它必将受到更多辽钱管爱好者的热捧，成为钱币界的一只“绩优股”。

裴元博  陈传江2010-1-8于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