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钱宝文读法补议
古钱面文读法先贤早有论述，特别是已故的著名钱币学家唐石父先生在《中国古钱币》第七章“古钱读法”中，把各代先贤古钱面文读法的论述融为一炉，较全面地介绍了古钱圜金和圆钱面文的读法，使后学获益无穷。
近日偶然再次拜读唐石父先生的大作《武德钱文研究》，看到老先生为武德钱文是开通（旋读）还是开元（顺读），费尽口舌也难以说服众人的情景，脑中突地闪过一个念头：武德钱既是宝文钱的肇始，何不将元、通、重宝文在历代钱币中的数量做个统计，运用统计学原理，让古人铸钱的事实自己向人们解说古钱宝文的读法，岂不更有说服力？！于是，我粗略地把华光普《古钱大集》中唐武德年间至清宣统帝逊位（公元621至1911年）一千二百九十年间的，近五千余枚宝文钱做了个大致统计。没想到效果竟出奇地好，不仅唐老先生开元开通之谜迎刃而解，而且在通、重宝文的释读上竟也得到许多意外收获。大喜过望之余，禁不住挥笔写下此篇小文，盼与同好共享信息，并祈教大方，聊做古钱读法的补议。
经查，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一千二百九十年间，各朝代两千余种宝文为元宝的钱币中，仅有不足一百种为顺读，其余皆为右旋读。其中唐、五代十国、辽金西夏、北宋所有元宝钱（这里将武德钱文读作“开通元宝”，顺推各代以非年号的国名仿“开通”进入钱文的钱，均视作元宝钱，如“汉通”、“周通”、“宋通”等）均为右旋读。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它有力地说明了武德钱开始时的确读为右旋读“开通元宝”。如果武德钱不是右旋读的“开通元宝”钱，这些离武德四年较近的朝代，无论中央政权、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就不会群起而效尤，无一例外地铸行右旋读的元宝钱。他们的行为确是有本所据的，即他们真真切切地知道武德钱是右旋读的元宝钱，而不是顺读的通宝钱。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五代十国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确定武德钱文旋顺两读皆通的时期。如何区分这时期各国仿武德钱文铸行的钱，哪个是顺读通宝钱，哪个是旋读元宝钱呢？根据对旋读元宝钱统计情况的分析，我认为此时所有照武德钱文位置原样仿铸的，不论大小精粗，都应为顺读的通宝钱，读作“××通宝”。这是铸钱者迎合使用者，即老百姓习惯读法的必然做法。而钱文纳入国号的汉、周、宋仿武德钱文的钱，仍应为旋读的元宝钱，即“汉通元宝”图1、“周通元宝”图2、“宋通元宝”图3。这是铸钱者遵循唐制的表现。这种现象是《旧唐书》所说武德钱顺旋两读皆通的最典型例证。五代以后，武德钱顺读渐趋固定，“汉通”、“宋通”类元宝基本绝迹，元、通宝钱分野泾渭分明，再也不会混作一谈了。
北宋以后，人们对唐代的辉煌印象越来越淡漠了，对它的崇敬也越来越少了。统治者们不再把唐代钱的形制视为金科玉律，随意改变钱制的现象在南宋逐渐发生，到了元代竟达到彻底全盘改变的地步。南宋孝宗隆兴年间（公元1163-1164）首次出现了顺读的隆兴元宝钱图4，分小平、折二、折三三种。接着，又陆续出现了顺读的嘉定元宝铁钱图5、绍定元宝铁母图6、端平元宝铁钱图7、景定元宝铜钱图8、咸淳元宝铜钱图9。由顺读铁钱到顺读铜钱，由偶而一个年号钱中一二个品种有顺读钱，发展到一个年号钱中的所有种类钱都顺读。元代，顺读元宝钱的铸制更是达到历史的巅峰。近百年的元朝铸币，只有开国时的一种篆书中统无宝是右旋读，其它所有年号，甚至包括元末起义军铸的元宝钱都是顺读。
明代因避朱元璋名讳未铸元宝钱。清承明制，直到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滥铸大钱时，元宝钱才重新露面。因明清两朝钱制无铸旋读钱的先例，所以咸丰元宝钱都是顺读。
旋读的元宝钱变为顺读，都是年号进入宝文惹的祸。自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铸乾封泉宝图10，第一次把年号纳入钱币宝文；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铸乾元重宝图11，又一次把重宝和乾元年号同时加入宝文开始，特别是经过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的火烹油煎，在朝廷又陆续铸行了大历元宝图12（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建中通宝图13（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咸通玄宝图14（唐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等称呼不一、宝文多样的钱后。唐朝人，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对唐代的主流钱币，开通元宝钱的读法越来越糊涂。经常发生按乾元重宝读法，把开通元宝读为开元通宝的事。渐渐约定俗成，旋读开通元宝就成了顺读的开元通宝，并认为这也是正确的读法。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抵挡。在开元通宝成为人们的共同认识后，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自唐乾元年以后，史学家就把顺读开元通宝作为一种正确读法写进了正史。这就是《旧唐书》食货志，认定武德钱文旋读、顺读两读皆通的由来。《旧唐书》这种写法实是尊重史实的无奈的笔法。唐石文先生说《旧唐书》史官糊涂无主见，实在是骂错了对象。糊涂无主见的虽是唐代中后期的老百姓，起因却是朝廷的乱铸，是乱铸把人们闹糊涂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糊涂的读法却摧生出一种新颖的顺读通宝钱文，它可以和旋读元宝钱同时担负一样折当的钱币宝文，而不相混淆，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
唐晚期和五代早期铸行的通宝钱，因为还没有摆脱旋读元宝钱的影响，所以还是右旋读。五代中期开始，各大小政权铸行的通宝钱，顺读就逐渐占了上风。辽以后，顺读通宝钱就成了后继朝代通宝钱的绝对主流。从金灭辽之日（公元1125年）至清帝宣统逊位之时（公元1911年），近800年中，只有宋代铸行了几种右旋读的铜铁通宝钱，其余铸行的均为顺读通宝钱。
五代至北宋期间，契丹（辽）国铸行的通宝钱是个特殊案例，有许多隐秘至今还没有破解。它铸行的通宝钱多数是右旋读，以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钱币专家都认定：辽钱只有旋读钱，没有顺读钱。其实这是一种违背事实的错误论断。契丹（辽）不但有顺读通宝钱，而且不这一、二种，据我研究应有四五种之多。但契丹铸行顺读通宝钱是有条件约束的，即一个年号只单独铸行一种通宝钱时，必为右旋读。如同时铸元通宝两种同规格钱时，元宝必为右旋读，通宝必为顺读。但如先铸通宝钱就可能铸成旋读钱，而后铸的元宝钱就只能仍是右旋读，铸大钱时也可能有例外。因为辽代元宝钱无顺读是一种规定。所以是一种特殊情况。这个不见史籍可确实存在的规定，大约是在辽景宗形成的，直到辽末都一直遵守。已发现的史籍和辽钱都证明了这一规定的存在。据姚朔民《现存最早古钱谱＜货泉沿革＞》和清盛大士《泉史》载辽景宗在乾亨元年（公元979）铸行了乾亨元宝图15旋读钱后，于乾亨四年（公元982）以旧钱不足，又铸行了顺读乾亨通宝钱图16。据本人研究，辽圣宗开泰元年（公元1012）铸行了右旋读的开泰元宝图17后，于次年又铸行了顺读的开泰通宝图18。1022年辽圣宗太平元年铸行了右旋读的太平元宝图19，后数年又铸行了顺读的太平通宝钱图20。（见拙作《辽钱研究》），再如：辽道宗大安元年（公元1085）铸行了大安元宝图21旋读钱，接着又用开元通宝改范铸行了顺读的大安通宝图22。这枚顺读大安通宝出土后一度被认定为西夏钱。最近发布文章的原作者又撰文否定其为西夏钱，重新确认其为辽铸。（见吴宗信《大安通宝为辽钱》）又如辽天祚帝乾统元年（公元1101）铸行了乾统元宝图23旋读钱，同时又铸行了顺读乾统通宝钱图24。目前虽仅发现了乾统通宝顺读当五型大钱，但相信小平、当十乾统通宝顺读钱确实存在。（见华光普《古钱大集》）了解并研究辽（契丹）顺读通宝钱独特的铸行情况，有助于把一些被所谓的专家，以辽钱无顺读理由排斥在外多年，给硬性划到别的朝代，甚至外国钱中的辽钱平反昭雪，还予清白把它们送回到它应回的家中。
重宝无悬念。自唐肃宗乾元年间铸行第一枚顺读乾元重宝钱后，直到清末除宋代有个别的旋读重宝钱外，基本都是铸行的顺读重宝钱。
通过对钱币史上旋顺读元通重宝钱文的统计分析，真是感慨多多，体会多多。它不仅使我们知道了旋顺读元通重宝钱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变化的脉络，而且懂得了如何用统计的结果去鉴别遇到的藏品。比如我们知道了南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以前，各朝代铸行的元宝钱都是右旋读。如发现其它读法，那必然是读错误了钱文或遇到了赝品。反之隆兴以后，特别是金代以后，如遇到旋读的元宝钱，就要多看看它是出谱珍品，还是臆造的假钱。统计分析还使我们知道对权威不可迷信。权威只是一个时期，一个学科、一个问题的权威。在对旋顺读元通重宝文的研究上，过去权威的话只能作为参考，要从新的角度，新的命题去探索去发掘，只有这样才会得到新的信息新的成果。比如过去研究五代十国钱币，只是孤立地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地研究。以至发生许多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如辽铸钱时间上限，辽有没有顺读钱等等。如果换个方法，把五代十国、契丹放在一起从宏观上统一分析研究效果就会不同，就会发现许多专家认定的事情，理由并不充分还有商榷的余地。如前面论述过的辽有顺读钱等。在宏观上看五代时的各国家的铸币情况，就会发现许多有趣而值得探索的东西。象有的国家不铸元宝钱（楚、南唐、闽）；有的国家不铸通宝钱（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蜀）；有的不铸旋读钱（南唐、后蜀、闽、刘守光）；有的不铸顺读钱（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前蜀、刘仁恭）；有的不铸元通宝钱（楚、刘仁恭）；有的同时有条件地铸元通重宝钱（南汉）；有的以旋读钱为主同时也有条件地铸顺读钱（契丹）。这种种情况绝不是统治者的胡来，也不是独立的事件，它背后肯定蕴含着许多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秘密。如果从这里钻进去发掘，一定会掘出桶桶黄金。最简单的办法，在了解掌握了五代十国的铸钱特点，然后以这些特点重新筛选这些国家的铸币，只要细心和耐心，肯定会发现被某些专家定错案的蒙冤钱币，混在它不该待的地方，就可以用研究的成果还这些游子以清白，把它们接回自己的家。
总之，这次用数理统计学的方法研究钱文读法是成功的，获得的信息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同时用无可辨驳的历史事实再次证明了唐石父先生“武德钱是旋读的元宝钱”命题的正确，为他的文章做了个补证。这也算是对唐先生的一点点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