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稍晚于《现代诗》出现的另一个重要诗社是1954年3月成立的蓝星诗社。发起人是覃子豪、钟鼎文和余光中、邓禹平、夏菁；后来又加入蓉子、罗门、周梦蝶、向明等，经常在“蓝星”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诗作的还有白荻、辛郁、叶珊等。据余光中后来追述说，“蓝星”的结合，是征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纪弦要移植西洋的现代诗歌到中国，他们极为不赞同；纪弦要打倒抒情，而他们则倾向于抒情。这也可以看出“蓝星”的一个主要倾向。作为蓝星诗社的发起人之一，并一直活跃在台湾诗坛的优秀诗人，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南京，1948年迁居香港，1949年转入台湾大学）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歌文本，最为精典的应该是他作于 1972年1月21日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後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在台湾这个孤岛上，人们普遍有一种漂泊感，而余光中正好把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表达得畅快淋漓。他的另一首流行很广的《当我死时》也是台湾现代诗歌史上的名篇之一：“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厌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四十四、

把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运动推向60年代而形成第二次高潮的，是创世纪诗社。创世纪诗社成立于1954年10月，由洛夫、张默和症弦发起，出版《创世纪》诗刊，不过，在“现代派”和“蓝星”最活跃的50年代，“创世纪”的影响并不大，只在于“新民族诗型”的尝试阶段。直到50年代末，现代诗歌的第一个诗潮涌过，“现代派”和“蓝星”逐渐式微，1959年4月，《创世纪》诗刊进行扩版改组，广泛吸纳“现代派”和“蓝星”的一些成员，以壮大阵容；同时抛弃“新民族诗型”的主张，转而提倡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认为诗人不仅要有向上飞翔的超现实能力，还要有往下沉潜的深入梦幻的对等过程，推向了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另一个高潮。但到60年代中期后也因主要成员的离开台湾停止创作而逐渐从巅峰滑落。

四十五、

洛夫（1928—，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阳人，1949年到台）是《创世纪》的主要发起人，也是至今仍在台湾现代诗歌界有着广泛影响的优秀诗人之一。我在“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专题座谈会和“海峡两岸（福建三明）《还魂草·范方诗存》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两次见到他，早已是满头华发，而他为诗友范方朗诵现场即兴创作的诗歌作品，更是感人至深。他的《边界望乡》也是感人至深的精典名篇：“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出汗／望眼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咯血。而这时／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而这时，鹧鸪以火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你惊蛰之后是春分／清明时节也不远了／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当雨水把莽莽大地／译成青色的语言／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四十六、

痖弦（1932—，原名王庆麟，河南南阳人。1949年到台，9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也是《创世纪》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最显著的才能是能够将其诗歌中的戏剧性处理得亲切自然，浑然天成。比如他创作于1960年8月26日的《上校》，这更像是一首微型的史诗：“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自火焰中诞生／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他曾经听到过历史和笑／／甚么是不朽呢／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

四十七、

管管（1929—，原名管运龙，山东胶县人，1949年到台）也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优秀诗人之一，他被称为台湾诗坛的一个“异数”，又被认为是汉语诗歌最早的“后现代”诗人。他的代表作之一是《邋遢自述》：“小班一年中班一年大班一年／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硕士二年博士二年／还好，俺统统都没念完／五次恋爱，二个情人，一个妻子，三个儿女／几个仇人，二三知已，数家亲戚。／当兵几年，吃粮几年，就是没有作战。／在人生的战场上，曾经小胜数次，免战牌也挂了若干／一领长衫，几件西服，还有几条牛仔裤／一斗烟，两杯茶，三碗饭，一张木床，天生吃素。／不打牌，不下棋，几本破书躺在枕头边装糊涂／几场虚惊，几场变故，小病数场挨过去。／坐在夕阳里抱着膝盖费思量／／这是六十年的岁月么／就换来这一本烂账／嗨！说热闹又他娘的荒唐／说是荒唐，又他妈的辉煌／回头看看那一大堆未完的文章，荒唐，荒唐里的辉煌／挂在墙上那一把剑也被晚风吹的晃荡／这就像吾手里这杯冲过五六次以上的茶一样／不过，如果可以，俺倒想再沏一杯尝尝／管他荒唐不荒唐。甚至辉煌。”

四十八、

6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诗歌发展进入一个转折时期，标志着这一转折的是“笠”诗社的成立，以及它所代表的本土意识和现实精神的发扬，1962年7月成立的葡萄园诗社及其诗刊《葡萄园》是最早提出与现代诗不同方向和路线的艺术选择的社团，在该社创刊词上提出了“希望一切脱离社会与脱离读者的诗人们，能够及早觉醒，勇敢地抛弃虚无、晦涩与怪诞，而回归现实，回归明朗，创造有血有肉的诗章”这样的观点。更具影响的是1964年3月，由桓夫、林享泰、白荻、赵天仪等12人联名发起的笠诗社的成立和同年6月《笠》诗刊的出版。它的诞生一方面是对于6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发展趋向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诗人们语言成熟和本土意识的抬头，他们提倡现实主义的人生批评、真挚性，在创作态度上以便台湾文学一惯的关怀本土社会和人生的现实意识再度发扬。所持的是一条贯穿本土意识的写实主义的创作路线。笠的成立标志着现实主义思潮运动的全面勃兴，现代诗歌进行审思、调整时期。在稍后的龙族诗社、主流诗社、草根诗社的成立，使西方文化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思潮成为主流，因此这个时期又被称为“现实主义诗潮”的时代。

四十九、

席慕容（1943—）也是这一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她的诗集是台湾卖得最叫座的，有许多优秀的诗歌文本至今犹为读者所称道。比如《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於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比如《青春》：“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麽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无论我如何地去追索／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淡／逐渐隐没在日落後的群岚／／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著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比如《送别》：“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内疚和悔恨／总要深深地种植在离别後的心中／／尽管他们说世间种种／最後终必成空／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可是我 一直都在这样做／错过那花满枝桠的昨日／又要错过今朝／／今朝 仍要重复那相同的别离／馀生将成陌路／一去千里／在暮霭里／向你深深地俯首／／请为我珍重／尽管他们说世间种种／最後终必 终必成空”。但她的诗歌在现代诗歌界也有许多争议，有许多人认为她这些都不是诗歌，就像大陆的诗人们后来对待汪国真的诗歌作品一样。

五十、

70年代的台湾诗坛出现一个诗社纷立、诗刊竞出的高潮，据可查资料显示，在不足10年间，由青年诗人创办的诗社、诗刊不下40个，当时活跃的诗人主要有以下特点：从小使用白话，他们的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差距；他们从小在台湾长大，关怀台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们向往古中国文化，期望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他们普遍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知识水准提高；他们对于战争没有完整的概念，但生长于农工形态转变期中，旧道德与新思想的冲激里，他们也有新的压力和苦闷。夏宇（1956—）便是这个时期的诗人代表之一，她极富反叛传统的现代探索精神，比如她的名篇之《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下酒”，这是她“疲于抒情”后的“一种抒情方法”：反崇高的崇高，反抒情的抒情。在她的诗中遍布口语，俚俗的、琐屑的生活用语和意象，她以此来反叛传统诗歌的典丽、儒雅、唯美、纯净和现代诗歌的直感、幻觉，她“扭断了逻辑和语法的脖子”，并从而“重建自己新的语言规则”。夏宇同时也是80年代台湾女性诗歌的杰出代表，她的这首《甜蜜的复仇》便是富有典型的女性诗歌意义的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