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蓓访谈录

【访谈诗人中国】谁的体内都有一条黄河

——张后访谈上苑艺术馆诗人程小蓓

张后：我不喜欢归类，所以我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完全不拘一格，小蓓姐，我认为一个人成为诗人肯定不是偶然的，他（她）在童年里或成长的某一年龄段里一定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或不为人知的事情？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程小蓓：我的童年里有两件事情对我影响极大，一是三岁时父母离婚，我跟爷爷奶奶长大。二是我奶奶工作的医院里，有一名外科主任高大夫的死亡，深深影响我，下面我先讲他：

我叫他高伯伯，是解放后从美国学成回来，秃顶，他太太是药房的师药。夫妻俩没孩子，特别喜欢我。高伯伯有时就抱着我在膝上给人开处方，病人为着尊敬高大夫也就用了好的表情和赞美的语言对了我。我愿意就这样长久地坐在他的腿上，收藏这些赞美。

那时候高伯伯告诉我，长大了呀，去考个医学院，来接我的班。我想一定是这样的。

后来，高伯伯戴了高帽子，在烈日当空的正午跪在广场上。一张餐桌上撒了许多的碎玻璃和小石子，他的裤管挽到大腿，肉的膝盖直接跪在碎玻璃上面，点点滴滴的血渗透出来。

我５岁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路过广场，看见了高伯伯。我不明白，瞪大眼睛，张大嘴，看着他被烈日晒红的脸和那因了干渴而开裂的嘴唇。许久我合不上嘴。这时，已是快昏晕过去的高伯伯抬眼看见了我，想张嘴对我说什么，可终因少了润滑的唾液没能说出。

我飞似的往家里跑去。不知是为了听到高伯伯到底要对她说什么？还是因看到高伯伯的确需要水喝？我将水壶灌满水，又飞似地回到广场，踮起脚尖，将水喂在高伯伯的嘴里。我想高伯伯自己端了水喝，可我发现高伯伯的手被反捆绑在身后，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牌，上写着“美国特务、外国反动权威”。我就只有一半撒在桌上一半喂进高伯伯的嘴里。这时高伯伯能说话了：

“快回家，快回家，不准再来了。快，快走。”

当时我很失望，他要对我说的就是这个？这失望慑住我幼小的心是那样地痛，以致我多年都不能排解。

第二天，我奶奶在家里偷偷地、哽咽着哭泣，一点也不愿意别人知道地哭泣。这使得家里乌云密布，沉重的空气让我不堪重负，我也不明就理地跟着哭。奶奶看见我哭就赶紧止了自己，过来问为了什么哭？她说，为了奶奶哭而哭。

奶奶长叹息一声，说：

“你高伯伯，昨晚，上吊自杀了。多好的人啦。怎么就想不通呢？”

说着奶奶又要哭。可终是忍住了，又说：

“不能在外面提一个字，关于你高伯伯的。听见了吗？”

我被奶奶的严肃吓住了，也被这突来的死讯弄瞢了。那时我已经知道什么是上吊自杀，医院里有好几个，都是平常病人最喜欢的大夫。为了好奇，我还挤进人缝隙里看到过脖子上有红印的死人，舌头都歪在外面。但是我不能想象高伯伯也会是这副模样。

一辈子我都没忘了高伯伯在烈日下的脸和高伯伯笑着要她接他班的话。为此我后来也就当了医生。

可我也是一个诗人，这里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

说偶然的因素是一个胚胎的形成是偶然的。对艺术的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天生对语言的敏感、对声音乐律的敏感、对视觉形象的敏感……并且有创作的欲望和激情。同一娘胎里生出来的子妹们，为何有的就对艺术没有什么感觉呢？我认为这里有DNA组合的偶然性。

说到必然的因素，天生有着艺术敏感性的人，在他生长的过程中，有必须的教育、环境及能获得的机会。由一个契机，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与诗有关的场域……就可能触动他拿起笔来，并且不再放下。

我的童年是在医院里长大，玩具几乎都是注射器、听诊器、玻璃瓶、手术刀片之类的。我喜欢透明洁净的东西，还因为注射器可以当水枪玩。我组织大家玩的游戏也多半我扮医生伙伴们扮病人，我给他们听诊、打针什么的。这些与诗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我对语言和声音从小就敏感，我奶奶医院里的大夫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南腔北调的，我都能听懂并模仿他们说话。当我学会简谱后，只要听谁哼唱一段乐曲，我能立刻将简谱写出来。后来识字了，书和笔就成了我最喜爱的东西，超过了那些医疗器械。

十岁之前我读到的第一本诗集是匈牙利的《裴多菲诗选》，是文革我叔叔从工人俱乐部偸出来的精装硬壳禁书。再后来我有了一本《勃朗宁夫人诗选》，这两本书都是用牛皮纸准确包装好了的，书脊处都有医用胶布粘贴，发黄的白胶布上公整写着书名。这本诗集至今仍然在我的书架上，但有三十多年没有取下它来了，上面还缠着医用胶布，如一件过度穿旧的衣衫，有着许多补丁。我说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我是与生俱来就有对诗的喜好。

后来我当了医生也是这样，病人来了我看病开处方，病人走了我将处方翻过来写诗，院长批评了也不管用，诗歌挡都挡不住地来到我的笔尖。这是必然的。

张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里，同属于四川方面的诗人群，我曾读过你许多诗歌。我一直以为你是四川籍诗人，也许是我模糊的记忆造成的某种错误。现在才知道你是江西人。但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好像慢慢读的少了，你好像淡出了读者视线？你去哪了？或者你做什么去了？如果这些不算个人隐私的话？

程小蓓：我在成都二十年，说我是四川诗人群体里的人，也没错。况且我是在四川开始的诗歌创作。四川的确是一个产生诗人及艺术家比例大于其它省份的地方。

1989年我的孩子出生后，写诗就少了。我能找到的原因是我得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那些年我还去过精神神经科找医生看病，给我开了抗抑郁药阿普唑仑，一点用都没有。那时候这方面的专家、心理医生几乎是一个空白。当我渐渐好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读弗洛依德、荣格……自己对自己进行诊疗。

读这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对我的医生工作带来了益处。后来我从妇产科转到内科门诊工作，主要研究和诊疗“无体症性疼痛”的精神神经症，才发现这类病人门诊上非常多。临床检查、化验室检查什么毛病没有，可他就是这痛那痛的，有些还会伴有无菌性腹泻、尿频尿急等。但凡他想像的到的症状都有可能出现，但就是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这方面的病例，发现抑郁症患者智商都比一般人高，“无体症性疼痛”患者一般都多疑、敏感、固执……而且这类人群里几乎都有不完美的童年。我用了4 ～5年时间收集并编写一部很长很庞大的临床心理学著作《临床无因疼痛案例总结》。这不是由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的东西，它应该有一个临床科研团队。另外，写这样的东西我没什么成就感，只是一种责任驱使我写作，不能带给我愉悦，反给我带来压力和焦躁。所以，最终也没有编写完成。对我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太庞大的工程。超过了我后来组建30000平方米的艺术家基地。

说了半天，我成不了一个医学家，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当真正干上了这一行时，发现这种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不适合我。它受限于诸多的科学要求与标准，受限于病人及其它科室医生的配合……而我更喜欢干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活。

我也成不了一个商人，因生存问题有几年我下海了。这个海是一个巨大的人之海，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我有心理障碍，几乎可以说有“社交恐惧症”。一个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硬要去干必须与人圆润的事，故此我差错百出。因此受到他人之暗箭便是自然的了。

在这个时间段里，我写了两本长篇小说《你疯了》、《无奈》……内容都与这个时期的经历及心理旅程相关。另外，不写诗的日子里我还整理出版了我的摄影集《活路》；组织建造20000平方米的“上苑艺术馆”，并结集出版了记实文献图书《建筑日记》。

我只能干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事情，或简单地与一些年轻艺术家打交道，组织并帮助他们的艺术创作与交流。这是我擅长的。我这里说的年轻艺术家，一定是那种还在执着于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人，希望在路上伴他们一程。

与艺术没有关系和不写诗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

张后：顺便也谈谈你当年的诗歌环境？都和哪些人在一起玩诗歌？古今中外受谁的影响最深？

……

程小蓓简介：

江西省吉安人。女诗人、作家、艺术活动策划人。上苑艺术馆馆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从医的同时，创作出大量诗歌作品，出版诗集《热爱生活》《一支偷来的笔》《她跑进跑出》；1997年开始写小说，出版长篇小说《无奈的生命》、《你疯了！》。

程小蓓在2007年组织和创建了，中国首个“国际驻馆创作计划”。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提供免费的工作室和展示空间。每年有上千名艺术家提出申请，程小蓓组织艺术家、专家团队，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在美术、诗歌、音乐、摄影、艺术批评、影视、舞台、建筑设计等不同的艺术领域里，选拔三十多名优秀艺术家进行为期一年的驻馆创作（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