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大观》诗人访谈
　　
　　
　　
　　 写诗源于忧伤和热爱
　　
　　
　　
　　1、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出版了四部诗集，分别是《淡蓝色的星》、《蓝色钟情》、《在诗歌那边》和《大地葵花》。明年，你还有另外两部诗集出版。你为什么要写诗？
　　
　　
　　
　　林雪答：我写诗应该是有两种原因的，差不多吧。一个是试图向生活表现自己经常感到的那么一点点诗意，和那些经常出现的、心灵的独白。写诗也可以说是灵魂与精神的一种独自漫游。我也有一个很普通、很荒凉的童年，如果说我的童年还能多出一点点东西，我想，那应该是我自己也能感觉到的一种潜在素质，即内心一种潜在的、不那么确定的忧伤。还有从童年就有的、对生活悄悄的热爱。再有一个，也是我从童年就感受到的，那种理想和普通生活之间的距离。童年到少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梦想着自己的生活不在现在、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时间，在别的什么地方。
　　
　　而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生活的理想和矛盾，知道了自己力所不及的目标，和不可超越的局限，同时，也知道了自己还能在什么范围做些什么，知道了自己的缺陷。当然，也最想知道自己努力方向。最后一点是智者的认知，而我，可能永远都弄不明白。
　　
　　
　　
　　
　　
　　
　　选择写诗,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2、怎么理解你曾经说过的“诗人选择写诗，其实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林雪答：这句话是借用几位哲学家的话而来。皮埃尔.阿多在《内部堡垒》中说：“在古代，哲学家不是撰写哲学著作的人，而是过哲学家生活的人。”苏格拉底也说过：“我不停地让人们看到我认为正确的事，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行为。”我觉得，这两句话嫁接在诗人身上也同样合适。
　　
　　过去，我们有一种为了消解诗歌和生活的距离，而把写诗和生活分裂开来的认识，包括我自己。这种认识试图去消解诗歌“固有的优越性”（文学的最高目标，语言的最高状态），或者说要努力使诗歌与生活达到沟通，或者尽量避免诗人精神贵族化，或者还有其它时代的、政治的、体制的、文化的、习俗的等等一切可以言说或不可言说的动机。这种认识的特征是把诗人形式化了，即认为诗人只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个诗人，而在其它时候，“诗人”的特质必定烟消云散，好像只有这样，诗人才可能被读者理解、被生活包容。
　　
　　诗人必定以自己的方式饱食人间烟火，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诗人必定对人生苦难、贫困、人性善恶、制度的公平与否、阶层差别有更敏感的识别，有持久的坚持，有更多的关注，更执着地发问，更有自己对政治、对社会、对生活相关未来的理想，才有可能写出一些厚重的、感人的好诗来。当然所有这些，是以诗人首先能写出具备诗歌特质的文本为前提的。否则，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好的公务员、好的社会学者、好的志愿者、好的政治学讲师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