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前，德留在邮件里抱歉地说，“家里极为散乱，还是在外面见吧”——这种解释并不令人费解，日本人不喜欢别人登门拜访。

显然，她在出门前花了不少功夫——亮色的红唇映衬白皙的皮肤，显得年轻且富有活力；泛着柔光的珍珠项链搭配着蓝色线衣和浅咖啡色长裤，简约却不失大方。

不过，我很快就能察觉到她和普通日本人的不同：寒暄时并没有点头哈腰，刚开始就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说：“欢迎来到仙台！”她的语调也颇为高昂，不时迸出“family”、“hometown”等英文单词，日语听起来有细微别扭。

这也情有可原。德留18岁就离开仙台，在东京上完大学后跟随丈夫常住美国30多年，直到去年她才回到这片故土，照顾93岁独自生活的父亲。

人们很难将面前这位优雅的家庭主妇和今年7月一则震惊世界的新闻联系起来——一家日本企业在洛杉矶向二战时被强制劳动的美国战俘道歉，而幕后推手正是这位64岁、身高一米六零的欧巴桑。但在日本国内，她也因此背上骂名：反日活动家，更多网民说她胳膊肘往外拐。

很多人最初的疑问是，在家相夫教子的主妇，是如何与二战期间的人类大屠杀以及美国战俘等沉重的历史话题有交集的。在长达近四个小时的谈话中，德留毫无保留地谈及背后的种种。

时光倒转至1978年，德留跟随外派的丈夫来到美国。丈夫作为典型的“企业战士”（日本人对工作狂的戏称），无法帮她打发空余时间。心血来潮的她开始猛攻英语，一举考入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系，并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国际关系论的硕士学位。

1990年的一天，她去美国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听了一场演讲，内容是德国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想到，这个演讲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轨迹。

该中心是国际犹太人权组织，以“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来命名的。二战期间，纳粹政权让西蒙·维森塔尔家破人亡，战后他历经50年，最终将10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法庭。

彼时，日本右翼一直有言论，否认二战时发生大屠杀这一史实。在听完幸存者讲述之后，德留特意跑上前去说：“作为日本人，我感到非常愧疚。”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笑着回答：“与其抱歉，why not do something（为何不开始行动）？”

这句话触动了德留，也让她开始关注犹太人大屠杀问题，并因此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她以讲述个人故事体验的手法，通过报纸、书籍向日本国内读者讲述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

1996年，德留亲赴奥地利和维森塔尔见面——她想知道，究竟是何种力量支撑这个传奇人物坚持了50年，将一个个大屠杀中的刽子手送上法庭。“这是我人生中最荣幸的时刻。维森塔尔给我巨大的勇气——行动起来，将历史的教训传播出去！”她如此回忆20年前的那次会面。

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是年，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撰写的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正席卷美国。这本书弥补了人们对这场历史事件的认知空白，震撼了西方世界，也引起日本方面空前的批判。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还亲自和张纯如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论战。

作为唯一采访过张纯如的日本人，德留受到日本媒体的约稿。通过德留的报道，张纯如阐明了写书的动机，针锋相对地对日本舆论的质疑作出反驳。谈到这段忘年交时，德留明显放缓了语速：“她很年轻，却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女性。如果她还在的话，肯定能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方的历史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采访大屠杀、这个展示人性极端黑暗的话题时，德留常被寻问：“你的祖国，日本是如何对待过去的？”这个问题让她感到为难，因为自己接受的教育并没有给予充分的答案。德留开始有意转去研究日本历史，但1999年后美国掀起的一场诉讼改变了她的想法。

上世纪9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在人道层面上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清算——法国和罗马教皇对犹太人迫害进行道歉，德国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了基金会，向二战期间被纳粹强制的劳工作出赔偿。

199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法律，允许美国战俘对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请求赔偿——二战期间，有2.7万多名美国士兵被日军俘虏并运送至日本。在三井物产、三菱和新日铁等日本企业里被迫从事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一万多名战俘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亡。

这部法律促使全美各地战俘开始行动，纷纷发起诉讼。“我开始认为，美国战俘问题作为历史的延续，处于现在进行时——这比单纯研究过去的历史更有意义，也更能引起日本国内的关注。”因此，德留开始接触美国战俘，并向日本发回大量报道。

突如其来的战俘问题让日美政府乱了手脚。日方认为，这个问题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已经得到解决；经过四年审理，美国也于2003年驳回诉讼，理由是诉讼与日美安保条约冲突，将弱化日美同盟。

尽管诉讼最终失败，但德留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她渴望更多日本人知道美国战俘的存在，并最终促成政府和企业道歉。

接下来，德留创立了“战俘·日美对话”组织，并建立网站讲述战俘的经历。她还和美国战俘联谊会合作，每当联谊会有新动态，德留就会向三井、三菱等日本企业和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发去邮件，敦促他们进行道歉。

在日本看来，德留的活动并不符合国家利益：政府官员一直对她说，政府无权命令企业道歉；一些民众更是指责她在美国从事“自虐式政治活动”，故意贬低日本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奸”。“但我对这些毫不在乎，”德留非常坚定。

在其不懈的推动下，事情逐渐有了转机——2009年，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战俘道歉；2010年，外务省启动“日本·美国战俘友好项目”，资助战俘前往日本接受日本官员的道歉。

然而，对于这些耄耋之年的战俘们来说，他们最后的愿望是：希望当事方的日本企业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道歉，实现全面和解。然而，德留给日本企业的邮件多半石沉大海，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今年2月，她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是三菱综合材料的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希望能够在她的协助下，一起推动战俘问题的解决。

三菱在道歉这件事情上态度诚恳，专门安排了三名工作人员协助德留，在道歉声明内容、战俘代表和场地安排上提供方案。

2015年7月19日，三菱正式向曾经的二战战俘劳工、94岁高龄的詹姆士·墨菲，对二战期间强制其在艰苦条件下劳动以及一系列非人道主义行为公开道歉。该公司外部董事冈本行夫说：“我带着请求宽恕的心情来到这里，三菱还应该为没有更早作出道歉而道歉。”

战俘问题已经过去70余年，但对日企而言，是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高铁招标时，以日立、川崎重工和日本车辆为主的日本企业联合体便遭到了当地舆论质疑，有评论认为“想中标就必须承认历史，向年老的战俘直接道歉”。

冈本在道歉仪式后表示，三菱认为不应把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作挡箭牌，一直希望通过道歉使事情圆满解决，“但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没能实现这一目标”。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这个道歉姗姗来迟？

曾是职业外交官的冈本，也是安倍内阁21世纪构想恳谈会的委员——该会为今年安倍战后70年谈话起草提供重要咨询。在该恳谈会4月发布的会议记录里，有一段表述耐人寻味：“被美国战俘和中国劳工诉讼的日本企业里，有些有意支付慰问金达成和解，但受到外务省和法务省的阻扰：政府认为问题已经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解决，在民间有意解决问题的时候进行阻止，要求不要节外生枝。”

有分析认为，一旦日本政府放弃赔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立场，允许民间企业道歉，势必引起中韩两国劳工问题的连锁反应，甚至有可能波及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担心，这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当三菱对美国战俘道歉后，在被问及是否也会向中国和韩国劳工道歉时，三菱公司董事长木村的回答称，“案件正在审理中，不能发表看法。”

日本有主张认为，现在的三菱综合材料和其前身三菱矿业不是同一法人，没有必要道歉。这种观点和安倍在战后70年谈话中“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的论调存在雷同。

对此，德留毫不思索地反驳：“这种人的出发点，本身就是在为如何逃避责任寻找借口，并非在努力解决问题。”

“是什么力量让你为战俘问题奔走16年？”这是我最后一个也是最想问的问题。“超越国度去实现和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能够参与其中是一项privilege（特权），让我感到非常充实。仅仅指责对方毫无意义，你需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Do something！”

《凤凰周刊》特派记者／邱林（发自日本仙台）

本文节选自《日本主妇德留绢枝：为美国战俘奔走16年》，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