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剧场的第三种空间
□ 文   记者/吴海云

    目前这个阶段，民众剧团的存在本身，比它们存在所表达的、所推动的东西要更具意义。
    这里距离上海交通枢纽地——八万人体育馆，只有一站路的距离；而距离上海商业中心徐家汇和休闲夜所衡山路，也只有几分钟的车程。然而这里几乎不像是上海。
    没有车流，甚至没几个行人，到了夜间甚至没有路灯。只有来过这里的熟客，才能迅速地穿过一条位于民居和工厂之间的弄堂，来到一个叫“下河迷仓”的剧场。
    说是“剧场”，其实只是一间仓库。舞台上空无一物，台前摆着几排折叠椅，环顾四周，找不到逃生通道的指示牌。
    几盏黄色的工业照明灯一开，演出开始。演员一开口，便知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舞台训练；台下的人们，手里没有戏票，兜里装着一些也许会在散场时交给剧团成员的“捐款”钞票。
    这便是大陆正在兴起的“民众剧团”最为典型的生存状态。
民间剧团的三种形态
    要准确地定位大陆的“民众剧团”有点困难。因为在正统的国家剧团（比如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体系之外，大陆所谓的“民间剧团”，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
    那当中有一大类是民营剧团。比如上海的“现代人剧社”，已经有了14年的历史，至今排演了40多部戏。更有名一点的“戏逍堂”，在北京、上海、重庆、深圳、天津都已成立分部。2000年以后，这些民营剧团开始频频与大大小小的公司合作，推出一系列面向市场的剧作。比如今年6月，上海现代人剧社就和“博客大巴”网站一起，在别克君越的品牌平台支持下，打造出《我的绅士男友》这一都市话剧。目前，一些民营剧团已经成功地赚取到丰厚的市场利润，不过，它们并没有构成一种脱离主流的剧团形态，因此只能说是大陆演出市场上的一支来自于民间的补充力量。
    另一类是这两年备受关注的“大学生剧社”。在青春飞扬的大学校园，总有那么一群人，热爱戏剧、向往舞台。几乎每个大学里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剧社，而有一些在社会上都颇有名气，比如北京大学的“北大剧社”和复旦大学的“燕园剧社”。它们排演的剧目大多是西方当代经典剧作，由于大学校园的氛围相对宽松，有时还能演一些比较“出格”的作品，比如曾经被文化局领导叫停的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就被复旦“燕园剧社”排演了多次。然而，大学生剧团也很难说具备真正的“民间性”；事实是，在校方的严格监管和控制下，这些剧团早已被归入大陆官方意识形态下的“正轨”。
    而“民众剧团”则不同。这类剧团不以谋取经济效益为目的，其成员大部分是在社会上有本职工作的普通公民。他们排戏，不以主流政治时尚或商业目的为标准，只为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为此坚持原创和舞台样式上的探索。由此，“民众剧团”独立于国家空间与商业空间之外，成为大陆话剧舞台上的第三类存在。
    在这些人看来，眼下的戏剧舞台在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双重刺激下，只有两种戏剧在大行其道，一种是主流戏剧，另一种是商业戏剧。一些所谓“小剧场”的演出已经蜕变成商业噱头，不但丧失批判气质，反而日趋庸俗化。而他们所有的努力和尝试，都是为了给中国戏剧寻找第三条路，希望民众剧场能够回归到大众的手里，成为民间社会和市井社会的表达通道。
市场外的生存之道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这种边缘性的民间剧团。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日本和台湾都不约而同地兴起了“小剧场运动”。那些戏剧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直接针对当代社会话题，并寻找更具草根性的表达方式。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政府都有相关的政府经费对民众剧团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但是目前，大陆的民众剧团无法获得来自于官方的支持，它们想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自寻出路。
    上海民众剧团“草台班”的创办人赵川告诉记者，其实维持一个剧团的运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他们剧团每个星期日下午聚一次会，地点选在某个免费的场所，并对公众开放。新成员参加聚会，第一次免费，从第二次开始每回上交5元钱的“活动费”（如果迟到则交10元钱作为“惩罚”）。这些钱便成为剧团排戏时的经费。由于演员的排练和演出都是免费的，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道具和舞美上，而他们在这方面的取材又极其简单，因此，一个戏往往只需要几千元人民币就可以排出来。
    “这样排出来的戏也许算不上精美，但可以在各地巡演上十几场甚至更多。而那些国家剧团，动不动花几十万排一个‘应景’剧目，回头演了三四场就束之高阁。相比之下，我想我们至少证明了，排一个戏不一定非要几十万，那种看似已成定局的雇佣式剧场生产方式，其实是有可能破除的。”赵川说。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近年来涌现出的新事物，让民众剧团可以在一种“零成本”的情况下进行演出和宣传，这也许正是这种剧团形态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陆的大都市，都出现了一批艺术仓库。这些艺术空间为民众剧团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剧团不仅可以在那里免费演出，还可以在那儿定期聚会、排练。而网络博客的出现，则为民众剧团提供了免费宣传的平台。比如一个名为“当戏剧撞击流星”的新浪博客，已经成为大陆许多戏剧爱好者彼此交流、互通有无的信息中转站。某个民众剧团要发布演出消息，只要在该博客上挂一个公告；而观众要订票，只需要寄一封电子邮件即可。
    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民众剧团都可以忍受如此零成本、零收益的生存状态。更多情况下，它们往往会依赖于海外力量的支持。北京的“三枝橘”制作，就是与法国人合作而创建的演出团体。而已经成立10年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虽然标榜自己是“完全独立创作”的集体，但背靠的其实是西方的资源，其作品也大多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等欧洲国家演出。如此一来，这些剧团虽然逃离了大陆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经济规则，但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另一种体系。
集体创作的剧场能量
    在接触“草台班”之前，候晴晖几乎不怎么看戏。两年前，她在上海的“下河迷仓”看到“草台班”的演出，并在那之后开始参加这个剧团每周组织的聚会活动。聚会的活动内容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是商量剧本，有时是排演剧目，有时是开发肢体，有时仅仅是举行一次读书会。一开始，她对于戏剧谈不上热爱，只是喜欢团队聚会时各抒己见、分享思考的感觉。渐渐地，她的想法汇入到剧团创作的剧本中，她的身体也在一次次的肢体开发中产生了一种倾述的欲望。去年，她第一次走上舞台，而现在，她已经成为“草台班”的顶梁柱之一。
    像候晴晖这样的人，在民众剧团里不算少数。初入剧团，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于娱乐、思考、发现和挑战；渐渐地，他们爱上了这种社团组织形态，并沉醉于在舞台上进行“属于自己的倾述”。
    那些倾述往往带有强烈的非主流、边缘性的色彩。比如“三枝橘”演出团体，关注的是同性恋团体，其排演的剧目无不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而上海的“草台班”，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
    以候晴晖主演的《狂人故事》为例。该剧的故事框架是，一个人非常热爱动物，一心想要当动物园园长，为了筹到足够的钱，她变卖了自己的所有器官，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根神经。该剧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批判，对于“超女”等社会热门现象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弄。
    这个作品是剧团成员集体创作的产物。创作者几乎都不是戏剧专业出身，有些是画家，有些是摄影师，有些是会展策划人，更多的是普通的白领。“草台班”的创办人和主要组织者赵川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坚持集体创作，是为了开发每个参与者的思考和行动能量，并让不同思考层次的人集合在对一些问题的认同上。由此，这个剧团中的每个人与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所排出的每个戏都合为一体；而团体本身则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
    这样的集体创作、群策群力，有时确能迸发出来一种特别的、平民化的剧场能量。《狂人故事》中的一些台词很是精彩，比如“我要一匹高头大马马头上立一只丹顶鹤我要骑马在外滩狂奔，后面跟着一百条狗，狗后面跟着一百头牛，牛拉着一百辆宝马，宝马拉着一百辆拖拉机”。
    一些道具的使用也颇具匠心。一根黄黑相间的粗绳，一会儿是上吊的工具，一会儿是自我束缚的譬喻，一会儿是动物的尾巴，最后又成为一根神经。这样的安排也许是被演出经费的匮乏“逼”出来的，但也让看惯国内那些光电交加、舞美精良的“大制作”作品的观众，看到了一点新鲜的舞台表达方式。
存在意义大于具体意义
    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思索，那就是，这些民众剧团的存在，对于大陆的剧场及戏剧观众，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事实是，很难用艺术标准去衡量这类剧团的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参与者并非戏剧科班出身，更因为他们对于“专业”本身抱有强烈的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剧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官营和商营戏剧的虚假与庸俗，因此，他们对于正统的戏剧理论和美学标准都抱有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并转而追求一种全新的艺术欣赏标准——所谓“平民的真实”。他们希望让普通人站在舞台上，用自己最真实的身体、力量和形态去说话。这样的表演形态接近于他们的诉求目标，却很难让台下的观众拥有常规意义上的艺术享受。
    长期关注民间剧团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陶子认为，目前民众剧团排出的戏，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他们的问题在于太把西方当代艺术当回事儿了”，陶子指出：“他们几近崇拜地遵照西方当代现代艺术的脉络，从训练方法上就全盘照抄西方的‘工作坊’，强调身体性和空间感，可问题是，这些玩意儿在西方已经被证明是死路一条。”
    而戏剧研究员傅谨则指出，现阶段，人们不应该对民间剧团的演出质量有太多苛求。毕竟，它们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时间去打磨精品。话说回来，正因为它们不那么专业化，所以反而可能呈现出一些特别吸引人、非常激动人心的东西。无论如何，人们应该允许这种剧团的长期存在，因为一个真正繁荣的演出空间，一定需要多元的信息、丰富的表达和不同的存在方式。
    而“草台班”的赵川则坦言，比起站在舞台上说什么，他们更看重的是他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与其说是为了演出，毋宁说是为了在剧场活动中学习和反省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草台班”想促进的与其说是戏剧理想，倒不如说是社会观念——一个民众能够自主而又自信地进行表达的公共生活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这个阶段，民众剧团的存在本身，比它们存在所表达的、所推动的东西要更具意义。

来源：2007年第35期 总第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