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奶奶的故事（十四）

父亲是在整个家庭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时候走进家门的，他给大家带来了一线生机。

当时，奶奶极度虚弱，浑身浮肿，二叔的四个儿子从零岁到八岁，个个嗷嗷待哺，16岁的我瘦得像一根竹竿，也是晃晃悠悠的。全家人一个月的定量吃不到半个月就锅底朝天了，况且，父亲的户口在黑龙江，当然没有口粮，（属于黑人黑户）这一大家子人的吃饭问题就明显摆在了父亲的面前。

虽然当时国家统治极其严密，不准任何人私自交易商品，更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为自己家生产粮食或者农作物。但是，在饥饿的威胁面前，就有那些不顾法律统治铤而走险的人，货物交易活动在城市的地下悄悄进行,而父亲对这方面的事情生来就特别敏感。

父亲回来没有几天就出门拜访朋友或者在西安市里转一转。有一天，他带回来一堆吃的，往桌子上一倒说：“妈，叫孩子们都来吃吧！”还没有等奶奶发话，我和几个弟弟一哄而上抓起来就吃。其实，那些所谓吃的，不过是炒红薯片，炒南瓜片和炒红萝卜片等，嚼都嚼不动，吃在嘴里一股土腥味，可在那时它们都是上等的零食。

奶奶问父亲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父亲支支唔唔地说是一个朋友送的。从此后，父亲只要出门，回来就会带吃的，而且这些吃的越来越好，其中甚至有白面馒头。

奶奶和二叔都对父亲产生了怀疑。一天晚上，我听见了奶奶和父亲的谈话。

“你不会在外边又干犯法的事情吧？”奶奶提心吊胆地说。

父亲很自信：“没有，谁今天还敢干犯法的事情。”

“那你每天带回来的东西是哪儿来的？你又没有钱。”

“妈，你也不看看，孩子们都饿成什么样子了，再不给他们找吃的，恐怕一个个小命都保不住了！”父亲心情沉重地说。

“我咋不知道孩子们天天在受饿，可咱没有办法啊！如今家家都这样，老二两口子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的工资养活七张嘴，咱拿什么去买粮食？再说，你现在也不挣钱。”

父亲向奶奶靠近了小声说：“西安有的是挣钱的地方，要不了几天，咱家就会有吃的了。”

奶奶有些提心吊胆：“犯不犯法？你可别再让我操心了！”

“肯定不犯法，要是犯法的话，政府早就把黑市关了，还能让那么多人天天在那儿倒腾？”

得到奶奶默许的父亲正式进了黑市，天天做起了投机倒把的生意。

他从市场的东头断堆儿买了一架子车桃子。拉到市场西头零售，半天下来就能整个三块五块的钱；他从郊外农村八毛钱一斤买回来袋麸子，零售价卖一元一斤，又能赚个十几块钱；公安局门口处理小偷的盗窃物，一件衣服两块钱，他买下十几件，拿到市场上每件卖三块钱，又是几十块钱的收入……

这就是父亲，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他精于计算，潜心于市场规律，所以，什么时候都饿不死他。

家里的日子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每天饭桌上不再全是那些菜团子，豆腐渣窝窝头之类的食物了，其次，奶奶和我有了几件新衣服，弟弟们有了玩具，我的手里偶尔还会有几毛钱的零花。

二叔二婶一家人对父亲的热情是很显然的。只要父亲回来，二婶就端茶送水，弟弟们就围拢上去，喜笑颜开。四叔在我生病的时候辍学了，等到1961年父亲回来他已经21岁了，也参加了商业工作，每月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父亲说应该给四叔娶媳妇了，奶奶说这是他做大哥的本分。

这个时期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和谐阶段，二叔和二婶没有和奶奶发生矛盾，二婶更不会找我的茬儿。因为继母和弟妹们还在外地没有回来，所以奶奶也少了一份气生。

只有我，有些特立独行。我和父亲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我可以给他端饭、送洗脚水，但是，就是不和他说一句话。起初，父亲忍耐着，他心里也觉得离家十年有愧于我，有时候，即使看到我的不屑，也就装作没有看见。有时候还故意给我买些东西，或者要求我陪他去看看电影戏曲什么的。对于他的明显示好我一概置之不理。后来，干脆离他八丈远，看也不看他一眼。父终于忍不住了，他冲我大发一次雷霆震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也勃然大怒，像个凶猛的小狮子一样一句不饶地顶得他两眼滴血，父亲举起了拳头，我说：“打啊，打啊，你多有本事，打死了我妈不算，还想打死我，你也不看一看我是不是你养大的！”父亲的脸抽搐着，高举的拳头无力地落了下来。从此，他再也不和我“上墙”了。直到逝世，他都没有在我面前端起父亲的架子来。我知道，是我用他青年时的劣行打败了他。

奶奶和三叔是我最亲近的人，他们用“社会说”劝我原谅父亲的青年时代。说不上不原谅，问题出在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他。我从骨子里不能接受自己有一个从前那样，今天这样的父亲——其实倒真不一定是替妈妈抱屈。

不排除本性使然，或者是为了扛起更大的家庭责任，父亲决定放弃小打小闹，干脆重操旧业，支个摊子卖甑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