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海，深爱她。什么时候起开始写上海？一回忆，便去了童年。

    第一次写上海，是在小学三年级的一堂作文课上。写的是落叶，法国梧桐。那个时候我十岁。上海有很多法国梧桐，秋天时，金褐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很美。这是我第一次写上海。

     从事职业写作后，我一直在写上海。至于出书，就像一个少年很喜欢一个人，几十年了天天念叨她，终于有一天下决心要给她写一封很长很长的情书一样。于是，从《上海24小时》开始，就有了后面一系列关于上海的书。回头来看最近的这本《上海，穿越时空的旅行》，我最为感触的一点是，这些老房子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变迁 / 上海是多情的，也是无情的

     比如说丰子恺老先生的日月楼，当时去采访的时候游客还非常多。小小的一栋楼，上下两层，很多年轻人，一起看先生以前住的地方，看他的字，看他的画。但等到这本书开印之前，我再去时，发现纪念馆已经不再对外开放了。

     《上海，穿越时空的旅行》，如果从功能上来说，着重点是“旅行”，是一本向游客介绍上海旅游资源的实用图书，但从调性上，着重点是“穿越时空”，是对海派文化的一种跨越年代的纪实性展示。翻开任何一页，都可以进入一个特定的时空。

    书中提到了很多老房子，变化大的不止上文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的日月楼一栋。这些老房子的结尾是各式各样的，像是小说里的各色人物，命运差别很大。

非常爱玲（密斯赵手绘）

    比如常德公寓，有一个十分罗曼蒂克的今生。张爱玲寓所的楼下变成了一家咖啡馆。那天，我去了那边，坐定，点单。一个女店员对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看我们这边的“非常爱玲”。这其实就是一款鸡尾酒，但她却随口来了一句张爱玲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里的台词：最鲜辣的潮湿的颜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在这样一座有故事的老房子里，在这样一个满是书籍的咖啡店里，听到这样一句非常文艺的书面语言，由一位店员毫不做作地说出来，这种感觉，非常好。

    不过，也有与常德公寓命运截然不同的老房子。比如说尚贤坊40号，郁达夫和王映霞邂逅的地方。当年，事业上不得志的郁达夫去尚贤坊探望老友，在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初遇他的亭子间女神王映霞。我在了解这段故事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旧旧的浪漫和惊天动地的文人式的多情与无奈。

    然而，等我心里装着故事手里拿着相机走进尚贤坊后，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眼前的烟火气和落败的景像，和脑中想象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是再普通不过的民居，一些日常用品就那样随意摆放着，没有人去打理。整条弄堂，没有郁达夫王映霞般的人物，只有“闲着发慌”的赤膊爷叔和“忙得要飞起来”的老板娘。

后台

    再讲讲天蟾舞台的今生今世吧。天蟾舞台是上海的一个老剧院，那里不播电影，只演一些传统的戏剧，年轻人很少去那里。观众席上稀稀拉拉的，人数可能还没舞台上的演员多。不过台上演员们依旧声音洪亮，百般投入，形成一种十分鲜明的对比。然后我又绕到后台，看到了更有冲击力更有对比度、饱和度的画面。带妆的演员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在闲聊。历史、当下、戏剧、生活，忽然就混在了一起，喧闹得很惊艳。

     这就是上海对待“时空”的态度。上海是很多情的，也是很无情的。念着，想着，不会忘记，但终究会离去。

成长 / 喜新而不厌旧

    书写上海，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日久生情。我从不曾刻意地说一定要成为一个写上海的作家，歌颂她，赞美她之类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我一直有个概念，我是个上海人，我喜爱上海。所以在写作中带入个人经历和偏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以前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小姑娘，现在是一个普通的海派文艺女中年，没什么很特别的、起伏很大的人生经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对上海的喜爱和感觉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出生成长在静安区，所以对南京路非常熟悉。小时候妈妈喜欢带我去逛南京路。那时的南京路特指南京东路，那里有最时髦的服装，最气派的酒店，有人民公园，有大光明电影院，还有上海第一家肯德基等等。一路往东，可以一直走到外滩。

    那时候的南京西路，远没有现在摩登，是比较人文的，比如静安区少年宫和少年儿童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图书馆对面是向阳儿童用品商店，商店门口还有一个迷你的儿童乐园，每次买完东西都要在那里玩一遍才肯回家。这是童年对上海的印象。

    读中学的时候，我感觉南京西路也和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女生一样，一下子变样了。从摩士达开始，南京西路悄悄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商厦。十几岁的女孩子不再缠着妈妈了，而是和女同学手挽手，一边谈论港台明星，一边逛街，不知不觉大家就都有了零花钱和暗恋的男生。在我的印象中，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段时期的上海的变化是非常漫长而温柔的。

    到了21世纪，也就是2000年以后，上海发生了巨变。星巴克来了，哈根达斯来了；梅龙镇、中信泰富和恒隆广场一个一个出来了；新华电影院关门了，环艺影城开业了……感觉上海那种三四十年代的“洋气”，以一种全新的模式，转世轮回了一样。

陈列

    最近的10年，上海的这种巨变愈演愈烈。比如说当初很时髦的“梅泰恒金三角”，现在已经是老百货商店了。南京西路上的商业中心一直在西移，就好像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迁徙一样，越来越往西，嘉里中心、芮欧百货、1788广场还有会德丰等等。单看橱窗陈列，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物质层面上的变化，往往是精神和文化层面上带动的。上海的文化一直非常包容，上海人也非常好客，外国的或者外埠的移民，从来都能在这座城市得到最友善的接纳和对待。有外国人在的时候，上海人讲英语；有外省人在的时候，上海人讲普通话；只有上海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讲上海话。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的包容，我觉得就是“喜新不厌旧”。

    上海是非常“喜新”的，一直在进行城市建设方面的更新；同时她“不厌旧”，甚至很长情，很怀旧。那么多年过去了，对老字号、老房子、老牌子、老味道，上海人依旧有很深的感情投在里面，从不曾忘记。对每一种“老”，上海都会用心赋予其“新”。每一次转世轮回都是久别重逢。
      少年人不会忘记自己的童年，中年人不会忘记自己的少年，人不会，城市也不会。

更新 / 新老取舍之间，关键要有眼光

    任何新生事物都会变成历史的。比如二十几年前的浦东开发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新闻，但到现在都已成了怀旧选题了。近几年来，“新上海”变成“老上海”的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其中最为明显的、最容易被人们所观察到的是城市建筑的变化。

    城市建筑的变化更替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建筑的变化就像人们换衣服一样。每到换季的时候，人们都会去选购当季新款。然而同时，在我们的衣柜里也总会有那么几件或有价值或有纪念意义的、无法舍弃的旧衣服。若是祖传的珠宝古董，就更不可能在换季时割舍处理掉了。
       我打这个比方的意思就是说，“城市发展”与“文化留存”这两者并不矛盾。它们之间不是一场战争的、你死我活的关系。取舍之间，关键是要有眼光，鉴别哪些历史建筑是值得留存的，哪些是功能渐损、失去价值而需要被拆除或被翻新的。

故居里亮了灯

      比如梅兰芳故居变成了思南公馆，或是荣氏老宅变成了Prada专卖店，这两个都是本身建筑有底子、前生又有故事的老房子的比较好的“翻新”案例。但也有负面的，比如巨鹿路上一座历史保护建筑被一个90后女海归给拆掉的新闻。该取的舍了，就太可惜了。前不久路过的时候，特地去看了一眼，修旧如旧的工程已经原地启动。城市的眼光没有错。

    老房子的取舍不是一个数量问题，比如上海这座城市中新老房子需要多少配比等等，这是荒诞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质量问题。脏乱差的棚户区老房子当然需要拆掉，而唯美的、有底蕴的、有故事的建筑，本身就非常坚固漂亮的，就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留存下来，加以保护或者有技术含量的去翻新。

    对这个话题的争议除了该不该拆外，还有是居住模式是否会影响人际关系这个角度。有人说，拆掉老弄堂老房子就会失去邻里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因为人们怀念的是热络亲密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糟糕的居住环境。

      我们的父辈可能都有过72家房客的经历。这些老房子在上海解放前都是独门独户的，只住一户人家，而解放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变成了三四户，甚至五六户家庭共用。居住自然就变得非常不便，同时也孕育出了大家“挤”在一起的“共享式”的、联系十分紧密的邻里文化。所以我相信，如果老房子拆了，大家搬进新工房了，还是会想念楼上的好婆或隔壁的爷叔和对过的小姐姐。对良好人际关系、和睦邻里友谊的渴望，是人之常情。但这不等于说，搬家了，不做邻居了，友谊就终止了。

    现在通讯那么便捷，电话啊视频啊，都是分分钟可以实现的事。而且城市交通也很迅捷，老邻居们约出来一起喝个下午茶也是十分可行的。所以既能享受美好的居住条件，又不丢失美好的人际关系，并不难。

    再说了，公寓式居住模式也并不意味着要斩断邻里间的联系啊。搬新家的时候，按一下隔壁邻居家的门铃，送一盒点心，甚至交换一下名片和电话号码，也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只要怀揣对建立亲密关系的信心，居住模式就不是障碍。

    正如当下，我与上海相隔10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心理上，却从未远离。

    上海，吾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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