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巧妙嫁接

——读李元洛绝句文化散文《绝唱千秋》

陈启文

   和李元洛先生在他的诗碑前留影

    绝句是中华民族文学长河中的精灵。李元洛先生是著名的诗评家，然而他的这本书并不是对绝句的解读，而是以这些千古传唱的绝句为线索，以现代人的精神姿态去发现、去体验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而现在正在失去的东西。

失去有时并不仅仅意味消失。它更多地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事物摆在我们面前，人们却对他视而不见。西方叙事方式的蜂涌而入，曾使我们在一片纷纭中产生了某种幻觉，以为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已经终结，至少是过时了。当伪先锋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惟一的拯救就是向传统文化中寻找力量，对一些简明的而又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进行重新发现，以恢复我们对生命之美、自然之美的真实感受，并由此而重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在这一精神层面上来李元洛先生堪称先锋，他的《绝唱千秋》，以及他的“中国文学之旅文化大散文系列”《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皆以高度的审美自觉和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去对抗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和泡沫文化，去担当文学艺术理应承担的庄严使命。从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到王维的“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前者写使命，后者写宿命，但他们对人性的深邃思考，以及对现实、对命运的深刻洞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换言之，是具有永恒的经典意义的。而李元洛先生，不但让我们看到了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而且为我们展现了艺术实现的过程。

李元洛先生并不回避人类在现实生存中的苦难，王昌龄的天纵英才以及权势者对天才的扼杀，王维的“绝代销魂之作”以及他一生的悲剧性命运，更有李白、刘禹锡、杜甫直至近代“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贾傅祠前载酒回，新声才赋管弦催”的秋瑾女士，他们无一不是命定的失败者。对此，李元洛先生以现代人文精神去解读诗人们的命运，譬如他在论及贾谊和李商隐两人相似的命运和不同的选择时，他更推崇的是李商隐而非贾谊，“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而李商隐却不愿去重复前人，而是“掉臂独行，另辟蹊径”，这是李元洛先生所推崇的一种向上的、求索的精神姿态，而不是像贾谊其人其诗那样呈现出一种生命自身的无奈与无助。现代人文精神，把人的具体意义（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有血肉、有思想的生命）极大地强调出来了，然而这一强调在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古典诗词中并不是完全没有自觉，只是很少有人发现。刘禹锡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杜牧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都是对人的存在和生命本质的潜在思索和独到发现。

李元洛先生对现代人文意识的强调，不是把它与中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更不像别的学者那样一接触西方现代文化就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一下子消失殆尽，他在这些千古绝唱中不但找到了人的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而且发现了那些不为西人所知的只属于东方文化的美妙及价值。诚如东山魁夷所说，在深刻的精神思索方面，中国人有完全不亚于西方的一面（大意）。而李元洛先生在论及王安石时的一句话更让我感到震动：“意识超前不同世俗的孤独，是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能够体验而且乐于享受这种孤独的人，往往是遗世而独立的真正的智者和勇者。”我想这样的“孤独”已经完全接近了现代人的孤独，这样的“独立”也逼近了现代人格意义上的独立。而这样的一种自觉，在谭嗣同和秋瑾身上更强烈地凸显了出来。

我认为这也是李元洛先生写作本书的精神姿态，他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意识的巧妙嫁接，把我们引领到了一个更高的审美境界。这本书既是一本中华古典绝句的精选读本，让我们获得了传统文化丰饶的精神内涵，又可以说是一部由绝句串连起来的诗史，让我们对历史的及历史背后的许多东西有了更深更远的思索，更是中国历代诗人的一部精神发展史，让我们在直面人性内在的悲凉与苦涩时逐步走向人格的尊严与独立。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历史、文化和人生的综合思考的笔录，它会让你产生多方位的审美联想。
文友们和李元洛先生在崀山纵谈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