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莞人”生存与写作的一种可能

——以刘芬及其作品为例

陈启文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湖北妹，但很多人都知道这位东莞的阿芬，樟木头的阿芬。在南方，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个女子让我突然安静下来了。她并不像别的女性那样，在这个时代展现出一种恣意的飞扬状态，她甚至在有意束缚住一些什么。很多见过她的人，都会注意到她那根宽宽的浅色发带，一种上个世纪中国女性的时髦和纯朴。她的纯朴是真实的，真实的如同她的腼腆和文静。但她无疑又有着属于这个时代和这座南方之城的时尚与活力，青春与朝气，一双鹿皮长靴，一只双肩包，一身打扮如同白描，干净而线条简洁，你看着她，你感觉四周的一切都渐渐明亮起来，就像她眼里清澈如水的光泽。

这也是我阅读刘芬的感觉，明亮而清澈，譬如她的《花蕾》。这是一篇像珍珠一样串起来的关于乡村少女成长的花季小说，它采用了更贴近生活也更贴近生命的“我性叙事”，给我们讲述了一群乡村少女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毕业的经历。这是讲出来的故事，它不适合描述，不适合写，更适合讲。刘芬把一个个相对独立又串通一气的小故事、小人物讲得很有味道。那个傻乎乎的、其实很聪明的野丫头李小丫——“我”，以简单而纯粹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她儿时的几个伙伴、几个小女生的悲欢小调，而这种视角的选择，已经预设，哪怕再复杂也必然是简单而纯粹的。它集合了许多关于小女生或少女成长的元素，如，各自的家庭背景，早恋，小女生们种种可爱而狡黠的小毛病，如粉红色花蕾般的初潮，这些元素都有效地逼近了少女成长之初的生命底色。它也撕开了这个成长过程中一些晦暗地带的真相，如专摸女生胸脯的、让“我”不由自主地发抖的老色鬼张老师，因为喜欢上了头发天生就自然卷的王老师而被迫退学的张灵儿，还有因叛逆的早恋而最终在厕所里生下了一个无辜男婴的李彩仙，这一切，最终把一种悲欢小调式的成长推到了与命运有关的残酷境地，而在本质上，这正是一种异常纯粹的残酷，因为纯粹，所以残酷。但我也不能不说出我的遗憾，刘芬显然还没有找到一种更强劲有力的方式，来扩张和洞穿生命盲区的窒息与昏暗，还没有触及到底部。她也许需要找到一种更彻底更尖锐的方式，来穿透自己的温情。

我试图找到一些更充分的理由，来理解刘芬。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她的小说集《九月菊》，她的叙事语言，她对人生与文学的感觉和感悟，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在远离了故乡之后，她并未成为一个异乡的精神漂泊者，她对南方、对城市的表达，更多的不是抗拒，而是融入与和解。在她充满了现代时尚叙事元素的小说《星座男女》中，通过男人A和女人A在现实中的接触和网上的交流，她开始比较深入地触及到人性和意识深处的一些东西，这也成为了她一系列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的精神走向，如《粉红女郎》、《城市里的树》、《孔雀盛开》、《古典女子VS时尚男人》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意图被揭示得过于明显。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的还是《沉默的臂》、《红淮河》和她的近作《麦穗黄》，感觉里面有更丰厚的沉积。刘芬是透明的，她的文字无所不在地闪烁着透明的肌体，这是刘芬最大的叙事优点，——明快，我甚至觉得，这是也现代叙事特别稀缺的一种元素，是非常值得刘芬珍惜而且坚持的，但刘芬也许应该注意到，在她笔下，有些东西太轻易地滑过去了，譬如说《星座男女》中的那种疼痛，她没有把疼痛转化为更长久、更顽固、更深刻的隐痛。如果有可能，刘芬应该在保持明快质感的同时，让灵魂的内部出现更复杂的纠缠，亦如水晶之美，透明，而又能曲尽巧妙。

在我阅读刘芬的同时，我一直在想，一个看上去像青花瓷般的女子，原本该是一种静止的美德，她怎么会选择远离故乡和亲人而义无反顾地南下？一个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外乡女孩，又是怎样在南方孤独而寂寞地走过来的？从湖北的阿芬，到东莞的阿芬，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又经历过怎样奇妙的打造？每当人们用探询的目光打量她时间，她羞怯的微笑总是多于言语。她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但对文字的衷情，还是让她不经意地流露出了内心的声音，“我像一条慌乱的鱼，一头扎进东莞某个小镇的深海中……喘气。挣扎。生存。和所有的漂泊者一样，我们携带着梦想和青春，面目模糊地游弋在城市深海中。打工。度日。生活。”

她说的某个小镇就是樟木头。我不想掩饰自己第一次走进这座南方之城的吃惊，她与我对一个小镇的想象有太强烈的反差，这绝非一个通常意义的小镇，她的规模绝不亚于北方的一座中等城市。在这个无所不在地弥漫着南洋风味的、古老而现代的客家古镇上，居住着十五六万香港人、台湾人、新加坡人，还有从南洋诸国返乡创业的华侨、华人，自然，这里更多的还是从内地来的打工者或打拼者，漂泊者和流浪汉，很多人的身份都是暧昧的，相比之下，这里的原乡人已经很少了，不过两三万。这么多的人，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魅力，让人们如此难以抵御？

我心里早已清楚，很多人来到南方，来到这里，只为着生存的逼迫，到这里来寻找各自的活路，但阿芬显然不像别的打工妹那样，她更多是为着某种诱惑，她到这里来是想要换一种活法。她从武汉卫校毕业，在内地原本就有一份恬淡而安稳的工作，她原本也可以像她的许多小姊妹那样，供职在内地的某一个单位里，工作，生活，嫁人，生子……然而，在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她忽然来到了这个小镇。那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镇，她在一个新建不久的学校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一名校医。她后来多次描述过这个小镇过去的记忆：荒芜的四野和被撕裂的黄土山坡，还有通往学校的一条黄泥路，一直延伸到她荒凉的内心。是的，她不经意地说出了那个时代许多拓荒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心里的荒凉是真实的，沮丧也是真实的。她不是没有想过，她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难道就是要来这样一个连路都不通的学校里消耗青春么？她甚至几度动了逃离的念头。但她最终却没有从这里逃离，只因现实的改变快过了她的犹疑，在她还没来得及想清楚是留下还是离去时，推土机开进来了，然后是打桩机、搅拌机、脚手架，很快，荒山不见了，疯长的野草不见了，裸露的黄土山坡不见了，眨眼间，一座南方之城就这样简单地、直接地在地平线上诞生了，从一个两万多人的小镇，奇迹般地被拓展为一个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一切的真实就是如此，你不能不说这是只要南方才能创造的奇迹。她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变化，真的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思维一时反应不过来。在家的时候我就曾听人说，东莞三天就能盖起一座高楼。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怀疑自己所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然而，这样的感觉更多来自刘芬直抒胸臆的散文，她并没有把这些属于生命的深刻感受有效地纳入自己的小说。或许，她还在咀嚼，还在等待。

最近，我读到了刘芬的短篇新作《青花瓷瓶》，叙写“我”回枫桥镇老家在农贸市场邂逅了卖猪仔的老同学李四瓶，她还是个小女生时就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而现在，她却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乡下名声很不好，三个孩子都不是一个父亲养的，也不知道是谁的野种。而四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跟哪个男人怀上了孩子，她就会生下来，“有了孩子，就像牛有了缰绳，起个固定的作用。这些男人，她再怎么不认我，也要认孩子吧，也要给孩子生活费吧。这些就是这我的经济来源，凭我的能力，我是无论无何也不能养活孩子的呀。”而“我”显然想要让四瓶摆脱这种依附男人的苦难命运，“第二天我便买了两张到广东的火车票，我带着四瓶和她的孩子去闯荡。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一种英雄感，为自己拯救了四瓶母女的生活。”结尾是在车开动后四瓶突然跑回家去抱了一只青花瓷瓶来，结果还没等四瓶站稳车就开动了，四瓶“手中的瓶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应该说，这是一篇在叙事上相当从容的小说，但它的核心意图仍然揭示得过于明显。

从四瓶的命运想到刘芬的命运，应该说，无论是同那些依然留在故乡的人相比，还是同许多远离故乡的人相比，阿芬是幸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从外地楔入小镇的“新莞人”，她见证了她的荣耀、繁华和尊贵。现在，她已把自己嫁给了东莞，嫁给了樟木头，她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屋，自己的车子，自己的单位，还有淡定美丽的心情。她不再把自己当外人，这里也没把她当外人。记不起是谁说过，没有比时间更公正的礼物。十多年，不过十多年，当年撒下的种子、栽下的小树苗，现在都已蓬蓬勃勃地连绵成一片。岁月，不只是添枝加叶，还以更深沉的方式发生，一棵棵大树的根系，在地底下不屈地延伸。

我觉得，刘芬是一个非常具有潜质的、而且十分宽广的青年女作家，她无疑还有遥远的路要走，而她最应该写出的或许是自己经历过的、一代人经历过的喘气，挣扎，生存，写出一种在地底下不屈地延伸的东西，而这，必将是一个从透明到透彻的过程。